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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第3页）

随着版权法的颁布，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红岩》成为当代文学经典几十年后，已经爆发了著作权的诉讼，原告好像就是编辑。

如果法律判原告胜诉，文学史的这一部分就得改写。

这也是我强调潜文学史重要的原因之一。

何启治　这是些极端的例子。

我在《从〈古船〉到〈白鹿原〉》中提到的四部书，除编辑直接参加了邓贤《大国之魂》最后的删削定稿外，对余下三部书，编辑只是尽了参谋和朋友的责任。

人文社编辑对众多长篇小说的贡献，大多在如何使作品在当时的背景下以更完美、更安全的形式面世方面。

柳建伟　我认为，如实地披露出一个作家的重要作品的成书过程，对文学的发展有百益而只有一害，这一害就是可能使个别自认为是神的作家不快。

我所看到已披露出的事件，都可以称为佳话。

比如，涅赫拉索夫、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及时支持；比如布洛德违背卡夫卡的遗愿，不仅没焚毁一辈子都很不自信的卡夫卡的手稿，反倒把这些手稿统统编辑出版；比如《尤利西斯》连载一半在英美遭禁后，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对该书的及时声援。

如果把这些事件都本着为贤者讳的精神加以删除，世界文学史不是太干巴了吗？

何启治　这样的表述应该符合历史真实：如果没有×××，可能就没有×××的作品××××；如果没有人文社在关键时刻给一些作家特别是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以及时而有力的支持，文坛可能就见不到这部作品，甚至就没有这个人了。

在这个意义上，称编辑为伯乐是可以的。

因为人文社在中国文学出版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编辑无形中就站得高一些，视野开阔，发现千里马的机会也就多一些。

我可以在这里披露很多个尚不为公众知道的实例。

我社第一任社长冯雪峰看了《保卫延安》的初稿，就认为这是一部史诗性的佳作，约作者谈了修改意见后，杜鹏程跑到马路上还兴奋得手舞足蹈。

我社第二任社长王任叔（巴人）看了浩然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等，因为喜欢，便亲自当发稿编辑，并多次鼓励浩然，后来才有《艳阳天》等作品的问世。

老领导楼适夷同志解放前读过李劼人的《大波》，多次提醒有关编辑要注意李劼人的《大波》，后又促请作者修改《大波》，这才有新版的《大波》和《死水微澜》。

早已出版《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曾写过一部反映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抗战的长篇小说，楼适夷看后否定了这已成稿的一百多万字，却建议他利用自己作为新华社记者的独特经历，写别人所未写，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创作全面反映抗战历史的史诗性巨著，于是才有今天的长达三百多万字、共六卷的《长城万里图》。

老社长严文井对陈祖德《超越自我》的扶持；秦兆阳力荐杨沫的《青春之歌》，二十年后又力推古华的《芙蓉镇》；孟伟哉在苏叔阳《故土》出版过程中倾注的心血，都是编辑价值存在的有力证明。

韦君宜社长在这方面的佳话可谓最多。

“四人帮”

刚垮台，她就想到了十九岁时就写了《青春万岁》的王蒙，便亲自给远在伊犁的王蒙写信，希望他重新拿起笔，用大书写这个时代。

王蒙复出后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都由《当代》刊出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与韦老太和王蒙长达几十年的亦师亦友关系密不可分。

如果没有韦君宜亲到湖南向莫应丰约稿，恐难有《将军吟》。

她在《沉重的翅膀》的成书、出版、出版后漫长时日里倾注的心血，所做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堪称中国的编辑家的典范。

在韦君宜的鼓励下，张洁深入生活，写出了第一部正面描写改革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

韦君宜看完初稿后，让张洁作了认真修改。

1981年夏秋之交，小说先在《十月》第四、五期连载，当即引起巨大反响。

在一般情况下，编辑在一部书中的责任和义务都算尽到了。

谁知风云突变，来自组织和上级的压力旋即接踵而至，当时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对这本书的批评意见就多达一百四十余条，有的批评很严厉，已经上纲到“政治性错误”

。

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时刻，韦老太一方面反复劝说作者进行必要的修改。

当时张洁已是全国知名作家，对批评意见中莫须有的部分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但如听之任之，可能会使一部作品从此被打入冷宫。

另一方面，韦君宜又很有耐心地亲自找胡乔木、邓力群等领导同志，为这部长篇小说做必要的解释和沟通工作。

这样，两年后，大改百余处、小改上千处的《沉重的翅膀》第四次修订本由人文社出版了，并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这个典型的事例，确实证明了编辑在中国文坛的格局中并非处在边缘。

用你们年轻人时髦的话说，也可以说参与了文学中心话语小沙龙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