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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第2页）

于是，态度好一点的占领者建公厕（当然是让北京市民自己出钱），安路灯，组织保安队维持秩序——其实主要是看着别让人随地大小便。

在此之前，上海租界里的巡捕，来自印度的红头阿三也主要干这个买卖。

态度不好的，比如德国人，既不安路灯也不修公厕，却派人暗中巡逻，只要听到有人“放水”

，寻声“啪”

的就是一枪。

不管怎的，反正从此以后，北京有了公厕，也有了维持市政卫生的公务人员，随地大小便者渐渐减少，讲究文明的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满地的“黄金塔”

和尿渍。

冯玉祥是丘八出身，丘八的传统一向是走到哪儿拉到哪儿，但是冯玉祥当了军官之后，不仅不许士兵随处方便，而且重视修建厕所，还特意给自己修了一个专用的厕所，严禁别人用。

别的方面可以跟士兵同甘苦，但方便的时候必须进入自家专用的厕所。

到了20世纪中叶，至少在北京这种地方，中国人让洋人看不顺眼的祸主已经从下面的口转移到了上面的口，变成随地吐痰了。

随地大小便主义萎缩了，但有人居然提出要提倡大粪主义，这个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的一个人的主张。

他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页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大粪主义》。

此人名叫聂云台，是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资本家之一，20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阿德哥（虞洽卿）齐名，当年的上海三教九流都知道他。

聂老板的“大粪主义”

据他自己说是这样的，在中国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这法子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在过去非常常见），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

按他的说法，现在的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讲）体面，三为骄懒，四为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洌的大粪，一切就化为乌有了。

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联系公厕和大粪。

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

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

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

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戒，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估计这演讲之人得配一本《大粪主义》）。

虽说善于经商的聂老板谈起中国的毛病来，就像大粪一样有点简单，但是想起当年我们的大学者也还有提倡“五鬼乱华”

和“好政府主义”

的，也就释然了。

可惜，大粪主义自打提出之后，到今天为止，好像只有**期间让老师和当官的中的走资派去打扫厕所（这属于惩罚，跟聂老板的意思正好相反），组织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记得老师说过，大粪再臭也是香的，你的思想才真正的臭）。

改造好与不好的标志是看一个人敢不敢用手抓粪，在形式上几近之，但暴力味道太浓，失了聂老板的原意。

除此而外，一直都没有人实行过，尤其是当官的没有人实行过，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实行。

其实，这种主义对治疗我们某些贵人和官人的毛病，还是有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