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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第3页）

——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

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解放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

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

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李商隐，字义山）的《北齐》诗，其一：“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其二：“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因此，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

后来的历史书，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

无疑荒唐透顶，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

。

因为“西安事变”

，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借子贵，变得十分光鲜。

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其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

连他当“胡子”

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

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

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

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

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不信现在去问哪怕历史系的学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

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

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的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也正是因为他答应了又没有完全践约才被关东军炸死。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就是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

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留下的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

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被罩在闪亮的光环里。

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

的空间，但一味地美化也实在不正常。

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

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

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来说都是毒药。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在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

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也是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