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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医还是中医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第3页）

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

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

而中西医之比，却远不像中西枪炮舰船那样的简单，在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的和时髦的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其实并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

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许多庸医，甚至江湖骗子（这一点，当时西医的记录也不见佳），但真才实学之辈却也不在少数，他们手下的医疗效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处死刑”

，而被中医治好了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就是对中医怀有偏见者亦难以否认。

而且，最令西化论者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也就是说，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方是有效的，就像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

西医难以将中医扫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对方，尤其是在内科杂症上，中医居然有公认的优势。

即使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到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也并不是人人都像梁启超那样，动手术割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依然坚持维护西医的名誉，一旦病得厉害了，一样是谁医得好找谁。

这也许正是西医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干涉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在为一己争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

但是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六千余位，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

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

但一则西医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在20世纪初才有较像样的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规模，已属可观；二来医界的发展主要是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就是那么个发展水平，偌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个小小的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就难以上档次。

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

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

应该说，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度而言，人们的观念和当地传统的医生对于外来西医的进入是存在过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刚刚将西医西药散向人间的时候，这样或那样来自观念和传统医生的阻碍无疑是会产生些影响；但到了连中医们也口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这种阻碍即使有，也相当微弱了。

其实，在医药方面，人们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多大，我是有怀疑的，许多传教士医生在回忆中的确提到过许多中国人观念阻碍他们行医的事情，但他们的回忆也提到，这些阻碍的大多数都靠着他们当时并不高明的医术克服了。

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

我曾经在非常落后的农村生活过，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的观念并不比20世纪20—30年代强多少，但是，只要医生（属于西医系统）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所有的既成观念都会服从医生的指示的。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

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

（《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岐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

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

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

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

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

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菜。

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等倒是难分彼此，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

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作出的结论。

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难真正得到理解。

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

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