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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由新政谈起（第1页）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由“新政”

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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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学”

一点是要从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

如果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给自己找历史一样，硬要再往前推，那么九品中正制下的学校变成科举制下的学校要算一次，察举制下的学校变成中正制下的学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为师”

到西汉设立博士子弟员，似乎也是一次，最后，孔老夫子办私学当然也要算。

我这么算其实没有给改革拉一个显赫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纪，不是康有为变法的年代，断没有必要将大成至圣文宣皇帝的鼻子涂红，拉来撑台。

没办法，如果按“改革”

这个思路，那么孔夫子在民间办班讲学，而且规模庞大——弟子三千，就是对原来的贵族公学体制的改革，而且是幅度很大的改革。

只是自孔子以后的教育改革，虽然各自形式上的差异都挺大，但味道其实都差不多——学而优则仕。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教育体系，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选官制度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到了明清之际，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和学校已经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进学”

就等于迈进了预备官员队伍的门槛，所以穷酸的范进进学回家，老丈人胡屠户要拎串大肠和一瓶酒来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尽管主导者心里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实质，却是要彻底泼掉“学而优则仕”

这个千年老汤，在中国建立西方导向的现代学校体系。

所以，这次改革，才真正算我们摸到现代门槛以后历次改革的始祖，当然也就对后面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种恒久价值和意义。

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大动作，跟教育改革相比，其他如行政改革、司法改革、甚至立宪预备，还都是上面热闹底下冷，哪个也不及教育改革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连农村的三家村私塾，都感受到了震动。

众所周知，清朝的科举制是跟学校制度捆绑在一起的，其密切程度到了连当时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两个东西的地步。

然而，悲剧也就此发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却拿选官制度开刀，以废科举作为兴学堂的前提。

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兴学堂必须废科举，学堂之兴起，所取代的是科举制度。

实际上，当时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出现兴替的，只是从国子监到各个府、州、县的官学，以及部分书院和社学之类的私学，与新兴的学堂系统之间的事情。

废科举对于主持变革的政府来说，危害是致命的。

科举制从它诞生那天起，对中国政治就起着三种作用，一是作为士人与王朝之间的纽带和管道，即何炳棣先生所谓的上升的阶梯，一方面通过考试的方式将优秀的人才都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一方面使大部分的读书人连接在了朝廷的战车上，让他们围着科考的指挥棒转，等于是围着中央政府在转。

以明清为例，王朝除了官僚的金字塔之外，还通过科举制度建构了一个从进士、举人、生员再到最底层的童生的更大的金字塔。

跟传统社会的别的结构相比，这个金字塔拥有最一致的价值导向，和无与伦比的向心力。

二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渠道，将官方对儒家的标准解释，以考试的形式，标准而有程序地贯彻下去（显然，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

三是维护上层文化的同一性，通过定期的考试，使得地域和文化差异如此巨大的不同地区的文化人，产生强制性的交流，而不至于因彼此的隔绝而出现文字表达上的变异，这种变异，无疑是分裂的迹象和征兆。

不言而喻，科举制的三种功能，对于王朝政治的维系以及遏止地方主义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许倬云先生将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三元色之一，显然是有道理的。

新兴的学堂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它一方面通过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也只能通过学校的途径来生产。

学校教育，其结构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办。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学堂所体现的品格，与科举制恰恰是相反的，实际上不能用新式的学校体制来取代科举制。

然而，在新政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幅十分怪异的图画，无论改革的推行者，还是原来依附在科举制金字塔上的读书人，其中大多数人的意中，学堂变成了科举当之无愧的替代物。

一边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那些学堂的优秀毕业生（留学生）以相应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头衔，以至于冒出了“牙科进士”

“农科举人”

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