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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桃花源的解读读项继权先生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的随感（第2页）

只有少数地方，恰好处在原体制乡村领导位置的是具备领导气质和经济能力的人，可以在合适的政治环境下（有上级的支持），利用原来的管理结构重振集体经济，建立农村基层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如是就出现了类似南街村和大邱庄这样的“奇迹”

。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街村现象不过是传统宗社乡党组织的现代衍生，正如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在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村民代表会和村民大会也不开了，所谓的公民参与更是谈不上。

南街村的权力架构，除了名称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现代意味了。

不仅如此，南街村也不是毛泽东时代体制的复归，且不说其经济因为引进外资，不再具有“原教旨”

的集体经济意义，就其大量雇佣劳动而言，就已经离“共产主义”

太远了。

极而言之，南街村的两大社会阶层，上万人的“外工”

和不多的“本土村民”

，以及附着于本土村民的荣誉村民，后者是所有者、管理者以及食利者，前者只是劳工，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后者是在榨取前者的剩余价值。

所以说，实际上，南街村随处可见的革命标语，高亢的革命歌曲，反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高举的毛泽东旗帜，说白了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一种与南街村的当家人王洪彬的治理结构相匹配的文化。

借助于这种文化，对内可以增强凝聚力，强化管理，对外则打出南街村的标识，具有强烈的宣传和广告作用。

不论王洪彬对此有无自觉，但南街村的红色，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效果。

南街村经济发展得规模越大，其治理方略“外圆内方”

中的外圆部分就越是发达，甚至将所有“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

，包括桑拿房、歌厅都为外方管理人员建好，同时也使得其内部在“共产主义”

的道路走得越远，或者说红色涂抹得越重，甚至要建大食堂，不让村民在家吃饭，申请将南街村改为“南德公社”

。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红色的文化，所以南街村整体上的秩序、凝聚力都要大大地优于向高和方家泉。

集体经济也更为壮大，当然，其知名度也更高。

虽然，真正导致南街村集体力量的关键因素，是“班长”

王洪彬的经济开发和管理能力和看得见的绩效，但南街村以尊崇毛泽东为标志的革命文化，还是强化了班长的个人权威，在南街村，“‘听班长的话，按班长说的去做’，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这样的情景，总是让人耐不住要想起过去那个熟悉的岁月。

在中国，当一群农民和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在某种机缘下，以某种结构结合时，凡是能成点气候的，除了合适的权力架构之外，总是会适时地出现某种文化，历史上的许多文化要素都出现在这种集团文化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会道门的异端奇说，有了这种文化，集团内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加强。

在河南这块土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团体，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这种模式也可以复制到集体经济中，为农民做点好事。

只是我们担心，一旦领袖不在了，或者一时发昏做出反常之举，事情将会是怎样。

一千多年前，陶渊明写过《桃花源记》，记的是一个留在历史深处的小天地，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陶潜的桃花源，实际上就是那时代常见的坞壁，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聚族据险筑墙形成的一个个小聚落，那里，没有例外地都会有一个深孚众望的领袖。

我感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真有点像是市场海洋中的坞壁，只是这个坞壁有的部分停滞在历史上，有的部分却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