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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刁民人民和公民刑讯逼供的两个传统今日谈（第1页）

草民、刁民、人民和公民——刑讯逼供的两个传统今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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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上看，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问题似乎很严重，其实，这个问题对中国而言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现在报道得多了，并不意味着过去就比现在好，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这个问题讲得多，倒是一种进步，说明人们多少有了点权利意识，也可以说，人们对执法部门滥用权力的现象有了某种警惕，而有关部门也多少有了点容人说话的雅量。

当然，警惕也好，雅量也罢，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却还任重道远；因为这决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的事情，更决非加强学习提高警察法律素质和心理素质所能奏效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使刑讯逼供不再成为公安机关的严重问题，而只是个别的特例，需要公民文化的建设，需要一种良性的法律文化背景的形成，需要司法制度的改革，其实，更重要的，也许是在政治上的着力。

尽管传媒上对刑讯逼供口诛笔伐，当事人的悲惨遭际也令人触目惊心，但跟警察们私下聊起来（包括一些尽职尽责的好警察），几乎都认为刑讯或者类似刑讯之举，毕竟是侦破案件的有效手段。

就是一般老百姓，只要不搞到自家头上，显然对刑讯逼供也不那么反感，看见电影电视中的警察痛揍那些并没有定罪的“罪犯”

，又有谁不感到解气呢？无罪推定说说容易，但实践起来却远不是那么回事了，只要是怀疑到谁头上，总是禁不住想要尽快地问出个究竟来。

对方要是坚持行使“沉默权”

，那么就难免要吃苦头，尤其是上面要求限期破案，而这边又久无进展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更容易发生。

刑讯逼供，在某种程度上，在于警察包括与案件相关的人们对于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过分重视。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因为在传统社会，官府审案没有口供是不能定案的，因而允许审案者（主要是地方长官）有条件地刑讯，结果是青天大老爷打板子上夹棍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在后来的岁月中，相信口供成为人们的一种顽固的习惯，而为获取口供动粗，也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动刑逼口供不过是传统法律世界的技术成分，在这种技术层面的背后，是以刑求治的政治框架。

在这种框架里，整体国家社会体系结成一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金字塔，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礼制结构”

，失礼、逾礼、越礼都意味着对秩序的挑战和破坏，必须以刑加以惩罚，使被破坏和扰乱的秩序归于正常。

在这里，官尤其是审案之官，象征着秩序的维护者；而民，则是随时有破坏秩序之虞的草民、刁民，动刑不仅意味着惩罚，还意味着威慑，所以刑讯要在公堂之上，不仅在公堂上打板子，而且还有所谓的号枷示众，站笼示众，要的就是随时随地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

所以刑讯逼供不仅是催问口供破案的需要，还是传统社会“治民”

之必需，尤其是社会比较动**的时候。

然而，有人会问，现在很多的刑讯逼供并不发生在“大堂”

之上，这将怎样解释？的确，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已经绝少有开庭审判的时候对犯罪嫌疑人动家伙的事情，就是私底下动了大刑，开庭之时也得掩饰一下，尽量遮蔽，不让人知道，尤其不能让媒体知道。

事实上，动家伙以示惩罚和威慑，主要是基层公安和联防队的事儿，尽可能吓唬和震慑那些敢于不交某些谁也弄不清是否合法的“提留”

的老百姓、“擅自”

上访的“刁民”

以及因为不知什么事情老惹麻烦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根本不存在问口供的需要，被派出所和联防队因什么缘故抓进去关了起来的人（主要是农民和城里的民工），会莫名其妙地自己“摔死”

“碰死”

或者随便一个什么理由地死掉（不死的当然更多些，但身上总要留点伤作为纪念）。

不信问问那些“出了事”

被曝光的派出所的警察和联防对员们，他们几乎个个相信，不来点真格的，就镇不住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