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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刁民人民和公民刑讯逼供的两个传统今日谈（第3页）

显然，在实际的刑侦实践中，是根本做不到这“双绝”

的，充其量只能是两个“尽量”

，尽量不放过一个坏人，尽量不冤枉一个好人。

而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一般都是实行“无罪推定”

，宁可放过坏人，也尽量不冤枉好人（无罪的人）。

事实上，如果非要实行“双绝”

原则的话，实际上就只能是偏向第一绝：“决不放过一个坏人”

，我们刑法体系长期实行的“疑罪从有”

的惯性共识，对于有疑点的嫌疑人，向有罪判决倾斜，生怕放过了坏人，宁可冒着冤枉好人的可能，也要给证据不足甚至严重不足的嫌疑人定罪。

所以，所谓的“双绝”

原则，实际上是肃反原则的再现，为了革命队伍的纯洁，宁可冤枉好人，决不放过坏人。

某些人具体操作起来，就只能是刑讯逼供，以嫌疑人的口供，来弥补证据的不足，最终证实自己的怀疑方向的正确性。

近年以来，陆续冒出来几个被判死缓的杀人嫌疑犯，已经服刑多年，最终由于真凶的出现而被释放的事件。

据媒体的透露，这几桩错案，实际上被冤枉的人都是只有一点点所谓不利的证据，就被警方据此招招见肉地穷追猛打，最后屈打成招。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却有意地被忽视了。

以不久前“平反”

的营口大石桥市李文伟案为例，十五年前李文伟的妻子突然在家中被杀，警方居然只因李家的门窗没有被破坏的迹象，而怀疑到李文伟，然后又因李的身上有一滴实际判断不清的“喷溅型”

血滴（这是由于李发现妻子被害后，马上过去抱起妻子染上的），就坐实了他的罪，最终屈打成招。

而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现场有很明显的另外一个人的脚印，凶器上也有另一个人的指纹，而这些本可以指向正确的破案方向的证据，统统都被主导案件的警务人员置之不理，而提出疑问的警察，反而遭到打击。

如果不是对此案存有疑问的警察，“违反制度”

地私藏凶器上的指纹证据，这个案件的平反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据采访过此案的记者告诉我，当真凶承认这桩罪案，将犯罪经过交代得十分清楚，完全符合现场的情况以后，警方依然怀疑罪犯是因为受了李家的贿赂而揽罪在身。

跟肃反一样，某些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刑事侦查，实际上是尽可能地冤枉了一些好人，而放过了一些坏人。

之所以这样，最根本原因是，在肃反的推行者眼里，这个世界能存在一个理想的革命队伍，所以在这个队伍里，反革命和反革命的嫌疑都要被清除；在我们部分的政法工作的视野内，我们的社会也能存在一个理想的人民队伍，所有的罪犯和犯罪嫌疑人，都要被清除出人民队伍。

世界上最纯洁的理想框架，往往与最残忍和污浊的手段共生相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刑讯逼供得以长盛不衰的政治文化传统，只是，存在着两个传统。

时间已经到了21世纪，但在我们的某些执法人员的眼睛里，他们面对的不是草民或者老是给他们找麻烦的刁民，就是时刻要被清洗的人民，但就是没有公民。

好在，时代毕竟在前进，我们刑法中的疑罪从无原则已经确立，我们的媒体也能公开报道我们过去的失误了，但愿，我们的世界能越变越好，尽早走出传统的阴影，完成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