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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与清谈（第2页）

，苦孝而获大名，一出山就被聘为州别驾，儒家礼法，已经变成了他们借以求名的工具，守得越苦，名声就越大。

当然，为了名声而视死如归的也大有人在，党锢之祸，士大夫死节者比比皆是，党锢之祸，张俭望门投止，多少人甘愿破家而相容。

当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并起之时，统治者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可是又偏偏不肯摘下儒家伦理的大帽子，所以整个空气显得有些别扭。

由魏及晋，司马氏诸开国功臣十分辉煌地把别扭变成了虚伪。

按鲁迅的说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老实的人就愤世嫉俗起来，走了极端，干脆“旷**”

，什么也不讲究了，儒家的六经也被《老》、《庄》、《易》这“三玄”

所取代。

这在这些老实人原本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名士们一潇洒起来，大家都看着好看，争相效法，遂蔚成风气，变成为史家诟病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魏晋士风的转变是一件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堪称是一次“思想解放”

，虽然发动解放的人们开始并不自觉或者并不情愿。

没有这次思想解放，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大融合、大吸纳和大飞升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现实政治中，清谈之风却绝非益事，对制度的运行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清谈一形成气候，就与门阀结下了不解之缘。

原来的开风气者虽然并不都是世宦大家，但是这种**不羁的生活方式对贵胄子弟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概“高干子弟”

的好奇心总是要重一些，只要是玩邪的，玩刺激的，时髦的，他们都感兴趣。

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缘故，门阀控制了几乎全部高官显位，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就自然影响到了政治制度的运行。

喜好醇酒妇人，也许会误点事，但问题不大，因为历朝历代，官场上从来少不了女人与酒，程度不同，也不过就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别，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不像刘公荣那样终日沉醉，好像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喜欢谈玄，只要在家中的客厅里也问题不大，虽然从《老》、《庄》、《易》侃到佛经佛理，从名士谈到和尚，其实也不大会耽误治国理天下，因为这些东西与历代统治思想并不抵触，只有像王戎那样，以清谈之高妙与否选拔人才，阮瞻以“将无同”

三字而得官，才有些不妥。

［《晋书》卷四九，《阮瞻传》“（王）戎问曰，圣人重名教，老庄贵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无同。

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谓之三语掾。”

］吃药当然不是一个好习气，不过那时为了得长生而吃的“五石散”

之类的含汞制剂，由于毒性太明显，真正吃得“至死不渝”

之人未必会太多，像王述那样，性情暴躁，跟个鸡蛋较劲的，（《晋书》卷七五，《王述传》“述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更大怒，掷地，鸡子圆睁不已，即下床，以屐齿踏之，又不得，嗔更甚，乃拨纳口中，啮而吐之。”

）和普遍的身上多虱子，未必就是如鲁迅所说的，是吃药的结果（鲁迅认为，吃药导致皮肤脆嫩，所以士人爱穿旧衣服，不加洗涤，所以多虱），五石散的成分主要是汞，从医学上讲，汞中毒主要损害的是肾脏，而非神经系统，或者皮肤。

对于当时的行政体系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其实是清谈之中那种不理俗务，懒散，悠闲和一味追求雍容优雅气度的积习。

一方面是对于一切事务性工作都不屑一顾，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一方面是火烧眉毛不着急，这毛病从东汉末年的名士就遗传下来了，孔融在做青州刺史时，人家来攻城，眼看就守不住了，他老人家还在“隐几读书，谈笑自若”

，总算还知道城陷要逃命。

（《后汉书》卷一〇〇，《孔融传》）阮简当开封县令，一天正在下围棋，下属报告说来了劫匪，情况紧急，他连头也不抬，“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

（《太平御览》卷一五八，《陈留风俗传》）魏晋名士自然不会落后于先辈，王衍口不言钱，当然不是真的对孔方兄没有感情，主要是懒得管这些“俗事”

。

自王衍之后，把钱叫做“阿堵物”

的比比皆是，王衍不仅给清谈留下了一个手持麈尾风流倜傥的形象（手持麈尾成了清谈名士的特征），还为后世撇清高的造了一个近乎“不朽”

的名词。

王衍虽然据说临死后悔得一塌糊涂，但他的子孙们却风流和雍容得糊涂一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