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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诗与做官（第1页）

赋诗与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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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杨坚在做皇帝之前，其官爵和地位是由裙带上来的，所以有惧内的毛病，但是他却统一了全中国，看来“妻管严”

其实并不妨碍男人建功立业，成为事实上的大丈夫。

也就是这位开国之君，才有气魄使早已令世人甚至包括皇帝反感的九品中正制寿终正寝。

不过，虽说不破不立，但此公大概由于百废待兴，事情太多了吧，还没想出替代九品中正制的好办法，只是简单地复古，恢复了征辟的旧招子。

他的儿子炀帝杨广，公认的是个十恶不赦的恶棍，但是确实有点创造力，不仅修了大运河（这耗尽了王朝的国力），而且想出了考试取士的办法，第一次举行了进士考试。

据说，此公非常自负，认为就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理所应当该当皇帝。

从流传下来的几首诗来看，他的才情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看这架式，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严，他大概是想亲自下场考上那么一考。

隋朝虽然善于创造，可惜卿卿薄命，二世而亡，所创造的东西又没有办法申请专利，于是连大运河带科举制最后都便宜了唐朝。

唐朝李家，虽然号称是那个写了《道德经》五千言的老子的后代，其实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原为标准的胡人，不过是冒名姓李罢了。

当然，胡人有胡人的好处，尤其是汉化了的胡人，其实有的情景下要比汉人做皇帝还要好，至少开创了唐朝的李家是如此。

他们有气魄，有胆识，没有那么多婆婆妈妈，拖泥带水。

站在汉文化边缘上的人，更清楚汉文化的利和弊，他们甚至比汉族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还痛恨门阀制度，实行科举制，就是毁灭门阀制度的釜底抽薪之法。

也就是这个原因，以考试取士为主要特征的科举制度，在唐朝得到了真正的发扬光大。

唐朝的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种。

所谓常科就是定期的正常考试，制举是指不经常举行的出于特定目的的特科考试，我们一般讲科举都是指常科。

常科的名目非常多，有秀才科（考诗赋和策论）、进士科（与秀才科略同）、明经科（考儒家经义）、明法科（考法律条文）、明书科（考书法和文字学）、明算科（考算学）、史科（考历史）以及特殊年景开的开元礼科（考唐明皇制定的礼制）、道举（考道教教义）和童子科（专为十岁以下儿童准备的，考儒家经义）甚至还包括医举和武举。

其中秀才科由于要求太高，考试过难，所以没有举行几届就停止了（显然，唐朝人是按秀才的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两个字的）；而开元礼科和道举除了粉饰太平和为李家涂脂抹粉之外，毫无实际用处，所以也没有搞过几次。

在那个时代，这些考试已经足以满足政府行政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全部需要了。

但是，虽然唐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毕竟生产力还没有发达到技术分工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步，专业技术人才在政府机构里升迁甚难，所以，在所有科目里，进士和明经科最受重视。

不过，那个时代的明经科考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主要考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有帖文、口义和墨义三种程式。

所谓口义就是口试，墨义就是默写，所谓帖文就是将要考一段经文上下左右贴上，只留下一句话，又把这句话的几个字贴上，让考生来添。

帖义是用得最多的一种程式，看来那时候不只民风淳厚，士风也不错，因为帖义是相当容易作弊的，如果换了今天的学生，大概少有人会抵挡得住揭开纸条的**，考场外面肯定会有人兜售专门用来揭开贴条的化学药水。

其实，就是老老实实地考，只要考生把有数的儒家经典背下来，就没有答不上来的道理，比起今天考大学的芸芸士子，要学那么多门功课，背乱七八糟各不相干的一堆公式定理以及政治原理，显然要幸福多了。

比较起来，进士科倒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显然比明经科更富有挑战性，因为进士科主要考杂文，就是诗赋。

虽然都是命题作文，但毕竟需要动心思，有技巧，还要有点才情，远比只需要死记硬背的明经考试对于士大夫有吸引力。

唐代的诗歌是律诗的时代，律诗之“律”

不仅意味着它要有格律，而且规矩非常严格，诗的韵脚要压官韵，通篇的词句的平仄都有严格的规定。

这就要求做诗的人不仅要有才思和诗情，还要有娴熟的文字技巧，我们现在不懂律诗的人也许会认为做律诗太束缚思想，可据说一旦钻了进去，就会像沾了鸦片一样，上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