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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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前后（第30页）

大哥自从乙巳年（一九〇五）出省，他在日本学了几年的法政。

后来回到上海，在盛宣怀的商埠督办衙门里做过工作。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在北京考上了法科举人，得到了七品小京官的头衔，分发在法部衙门里行走。

他这次回省来了。

他回省的消息早就有的，但没有想出他回得这样快。

我们是六年不见了。

这六年不见的兄弟的重逢自然克服了所有一切不愉快的情绪。

他听说我们遭了斥退，也没有十分责备我们。

他反而安慰我们说：

——“斥退了也不要紧，明年好进官班法政学校。”

接受了他这个安慰时，委实说，我不免感受了一番惊异。

他在去国之前不是再三叮咛过我，要学实业、要学实业的吗？他不是常常说实业救国、实业救国，要振兴实业才可以富国强兵的吗？曾几何时，他自己去做了一个小小的官儿回来，而他又劝我去学法政了。

他回成都，是受了官班法政学堂的聘请。

成都的官立法政学堂有两个，一个是官班，一个是绅班。

官班收容一些候补官员或宦家子弟；绅班便是一些绅士或其子弟了。

法政本来是我们所鄙屑的，而尤其鄙屑的是那官班。

那真腐败得有点程度。

那儿的学生都是一些封建余孽，上学下学都坐轿子，有的还要带着跟班。

这样的学校，他要去就聘，我已经有点诧异；而他还劝我去当学生，那更是出自意外了。

不过我们那时候对于他还有点原谅，因为他是才回省的人，他不大明了学界的情势。

他回省便有很多的交际，一时不能回家。

因此，他也留着我们，要我们和他同路。

来访他的人也很多，都喇嘛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

分设中学的甲班已经是五年级了，每周有两点钟的法制经济，要请大哥兼任。

没想出这两点钟的法制经济便成了我和张伯安两个人复学的交换条件。

他对我们大哥说：这两个学生平时很用功，成绩也很好，不该乘着一时的感情为别人所利用了。

他要我们再进学堂去读书，到下学期开始时补受试验。

就这样我们在一九一一年仍然得以在成都读书，仍然住的是分设中学。

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甚么收获、甚么长进也没有。

差可**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了。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究竟是在那一月那一天，我已经不能确定。

我所能记忆的只是快要受暑期试验的时候，而且开会一天的确是礼拜。

所以推算起来，在阴历总是五六月之交，在阳历总在六月后半。

运动的发生离五月二十二日的上谕相差了这么久的原因，也因为要召集股东会议，不免需费一些时日。

在开股东会的那个礼拜日的上午，我们有几个学生在一位泸州人的英文教员家里闲谈，那时候来了一位当时的青年名士朱山。

这位朱山先生好像也是泸州人，他和罗纶、蒲殿俊是一党。

不消说他也是《蜀报》的一位编辑，他会做旧体诗，在当时很觉得清新隽逸。

他还相当年青，在当时怕还不上三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