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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法家的批判（第12页）

这儿有偶然的因素存在，便是偶然碰着秦孝公命长，而楚悼王命短。

不过中国的必变却是必然的，假使掉过来，楚悼王命长，秦孝公命短，则吴起必能成功于楚而收到变革中国的全功。

或者两个王者都短命，则秦、楚之外的国家必会有完成这项使命的。

使商鞅成了功的秦孝公，我们也不好忘记，他确实是一位法家所理想的君主。

他能够在二十余年间让商君一人负责，放手做去，不加以干涉，真是难能可贵的事。

《战国策·秦策》载他要死的时候，打算传位给商鞅，而商鞅不受。

这大概是事实，也正表示着秦孝公是怎样一位大公无私的人，而对于当时的新潮流，就连君位禅让说，都是想躬行实践的。

古时候的政治家要想成功，最难得的是这君臣的际遇。

齐桓公之于管仲都远不如这秦孝公之于商鞅，至于后代的刘先帝之于诸葛亮，宋神宗之于王安石，更是大有愧色了。

四　申不害

申不害与商鞅正整同时，迟商鞅死一年，其当韩国之政比商鞅之当秦政亦较后，学者多称“申、商”

，叙申于商之前，殊觉不甚妥当。

申子虽被汉以后人称为“法家”

，其实他和李悝、吴起、商鞅等的倾向完全不同，严密地说时是应该称为“术家”

的。

《韩非·定法篇》说得很清楚：“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此人主之所执也。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此臣之所饬也。”

术是“帝王南面之术”

，就是所谓权变，这和“法”

认真说倒是不两立的东西。

“术”

导源于黄老，故司马迁以老、庄、申、韩同传，而说申“学术以干韩昭侯”

，这是很有分寸的。

《申子》书，司马迁以为二篇，《艺文志》以为六篇，可惜都失传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零章断句。

比较完整的似乎就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大体篇》，我们不妨把它整揭在下边：

“夫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

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焉。

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为寇戎盗贼之至也。

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

今使乌获、彭祖负千钧之重而怀琬琰之美，令孟贲、成荆带干将之剑卫之，行乎幽道，则盗犹俞之矣。

今人君之力非贤于乌获、彭祖而勇非贤于孟贲、成荆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若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

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

窜端匿迹，示天下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