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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批判（第24页）

，打击道家。

名家更是他一向所不表示好感的——“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

……言有纤察微难而非条也，故季（真）、惠（施）、宋（钘）、墨（翟）皆画笑也”

（《外左上》）。

甚至如管仲、商鞅、孙武、吴起，为主张耕战富强说的祖宗，而要收藏他们的书也在必须禁止之列了。

“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

（《五蠹》）

就这样在韩非子所谓“法治”

的思想中，一切自由都是禁绝了的，不仅行动的自由当禁（“禁其行”

），集会结社的自由当禁（“破其群以散其党”

），言论出版的自由当禁（“灭其迹，息其说”

），就连思想的自由也当禁（“禁其欲”

）。

韩非子自己有几句很扼要的话：“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说疑》），这真是把一切禁制都包括尽致了。

“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

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

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

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

（《主道》）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

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

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

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悦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

……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

越官则死，不当则罪。”

（《二柄》）

你看，这多么凶！

看你还有什么人敢来说话！

他所要求于进言者的，要人人都是预言家，所预言的要和未来的事恰恰相当。

说不中固不行，说中了而或大或小也不行。

四条之中有三条是死路，谁还敢来冒险瞎闯这条生路呢！

更何况只要不言也就是一条生路！

所以在韩非的“法治”

里所容许的言论，归根便只有告奸的言论，这是无所谓中不中，也无所谓大或小，条条都是生路，条条都有奖品。

于是乎其它的“二心私学”

也就更不敢摇唇鼓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