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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第3页）

但经资政院的审议，岁入增加为301910294两，岁出降为298444360两，从赤字，变成略有盈余。

不仅中央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地方财政也相当宽裕，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结余。

多的达到上千万两，少的也有几百万两。

辛亥革命后民军的扩充，大部分用的是这个钱。

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增加，固然有加税的因素。

新政期间，的确开征了一些跟新政有关的捐税，比如警务和教育的附加。

但也有现代方法的财务整顿的功劳，比如肃亲王善耆兼任北京崇文门税监，采用现代会计制度，严禁关员勒索，但增加部分，年终提奖。

最后在短时间内，税收增加了两倍。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吏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以往税收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

而我们知道，传统税收最大的漏洞，恰在于中途的损耗，经手人的贪渎。

虽然说，到了清末，清朝的官僚机器，已经锈蚀，吏治的腐败依然根深蒂固，但是，由于新政及大地激发了汉人士绅和绅商的积极性，各地的士绅和绅商，通过地方自治以及办学，兴办各种社会团体的途径，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新政。

对于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途径走御史门路弹劾，更可以通过斥诸媒体、全国通电、示威请愿等形式表达抗议。

新政时期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立宪请愿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显示了士绅绅商的实力和威力。

新政时期推行的地方自治，以及预备立宪，给了士绅和绅商参与改革的正式通道，也反过来极大地制约了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

与此同时，自1903年苏报案之后，朝廷的媒体政策逐渐开放，大量的民营报纸问世。

少数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民营报纸，也多半以与官府为难为事业。

凡是嗅到官员的贪腐和不法，一定大张鞑伐，毫不容情。

在这种特别的情形下，一方面是官员落马的多了。

据统计，仅1909和1910两年，经摄政王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官员，就达千人以上。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这一时期的吏治状况，是有所好转的。

在媒体和士绅天天盯着，痛加批评的情况下，至少不可能变坏。

吏治好转，官员贪腐减少，民众的负担就轻，所以，尽管新政增加了许多新税，但民众的反弹却不强烈。

后来的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中上层对统治者不满的爆发，而非民众活不下去的造反。

革命，跟广大的农民基本没有关系。

由始至终，农民连响应革命都兴趣缺缺。

当然，废科举的确很有问题。

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选官制度。

以考试选官，原本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目前来看，依然是最佳的制度选择。

但是，在古代的中国，这个制度不幸地跟教育制度捆绑在了一起，使得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举为导向，到了明清两代，官学系统，居然成了科举的一个台阶，基本上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

而且连带着把民间的私学体系，也跟科举联系起来。

虽然说进私塾读书的人，未必都要考科举，但其中学的好的，肯定是以科举为目标的。

这样一来，整个学校体系，所教的内容，基本上被科举左右了。

显然，这种现象，是导致中国社会其他的技能教育缺失，只能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一个重要原因。

间接地，也跟近代科学技术难以在中国发端，不无关系。

一直以来，对科举的诟病就没断过，而近代则更是把中国之弱归结于这个制度。

似乎只有废除了科举，西方的科技才能在中国落地。

在废科举的时候，实际上人们是把科举看成了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