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开篇语（第2页）

皇权总是力图要将官僚体系变成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不断强化自己的直接权力。

从理论上讲，秦汉以后的皇帝跟西周和西周之前的王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是天下的共主而是独主，是国家所有人唯一的君主。

皇帝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无限的，如果皇帝要一意孤行的话（只要他不在乎丢掉祖宗的江山），其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

历朝历代，皇帝总是试图直接统领官僚体系，操控一切，不惜利用身边的侍从机构，取代原本运转良好的政府首脑机关。

到了明清两朝，皇帝甚至取消宰相制度，皇帝既为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

然而，官僚制的本质规定是选贤与能的，着眼点是能力，而君主制的本质规定是世袭的，着眼点是血缘。

对于如此庞大的集权帝国而言，事实上只有强调管理者的能力，才能保证帝国运转的正常，君主制与官僚制是相伴而生的。

正如皇帝一意孤行会导致王朝崩溃一样，明朝废相从历史上看，也付出了沉重的制度代价。

皇帝制度和官僚体系的沟通衔接，是传统制度从来都难以处理的难点。

皇帝和官僚们的正式接触渠道是各种形式的朝会，大到朝廷典礼，小到日常与宰辅和群臣的碰头会，这属于直接接触。

而皇帝更多的是通过某种中介与官僚体系发生关系，这就是他的侍从和秘书班子，还有皇帝的亲信和家人（尤其是外戚）。

事实上，无论制度上是否授权，凡是处在权力中心的人，都具有影响决策的能力，更何况在皇帝周围的人们事实上担负了沟通内外的职责。

历史上所谓王朝的三大祸患：宦官、外戚和女主专权，实际上都跟皇帝制度与官僚制度之间的沟通衔接有关。

君主制和官僚制虽然相互依存，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没有冲突和矛盾，中国的官僚中不乏借官职谋饭碗的刀笔吏，但其中很多人从小熟读圣贤书，将修齐治平的理想寄托在仕途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仕途不过是他们借以实现理想的工具。

诚然，官僚制是皇权对士大夫的某种“赎买”

，士大夫通过入仕，获得地位、金钱和荣誉，维持他们体面的生活。

但是，传统时代的官僚体系不仅担负着管理职能，而且还有对社会的教化功能，使得社会生活符合王朝正统的道德伦理的要求，甚至使得民众对皇权产生一种类似宗教式的感情，只有这样，在一个粗糙的农业社会里，治理才有可能顺利地实现。

这种管理与教化的双重职能，免不了导致有人会抱着致君王为尧舜的期望，指望成为帝王师，从而实现某种理想，在他们看来，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角，具有学理和道德上的双重优越，因为是他们而不是皇帝，承负着古代圣贤学说，是古圣贤的继承人。

结果，士大夫做官，往往把自己看成道德教化的体现，他们为民父母，是引导民众走向道德正途的导师，而不仅仅是管理的机器。

雇员和教化的两种角色长期以来一直在冲突，作为官员实际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催科（征粮、税）和听讼（司法审理），但为官的表面文章却是让他们爱民如子，倡导“无讼”

。

由教化导致的“帝王师”

的感觉，使得官僚体系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总是有点别扭，直到清朝，皇帝才明确地将士大夫的野心压下去，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既为皇帝管理民众，也替皇帝教化民众，皇帝甚至连教化的模本（圣谕宝训）都予以提供，士大夫只管照本宣科就是。

士大夫将精力转向儒家经典辞章的考据，以及具体治理技术的追求（实学），但是并没有真正完全放弃帝王师的理想，一有风吹草动，还有可能冒出来。

即便没有这种理想的追求，官僚体制自身也存在着自己的逻辑，不可能完全按君主的意志行事，否则这个体系将无法运转。

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和官僚们一直在明争暗斗，此消彼长，集中体现在皇权与相权的争斗上，最后到了明朝，虽然皇权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皇帝自身则因这个胜利，陷入了这样的境地：或者日理万机，还捉襟见肘；或者干脆撒手不管，听任宦官的摆布。

如果想过正常的生活，不是向官僚体系托付更多的权力，就是要更多地依赖行政法规，因此付出了国家机器更加低效的代价。

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国家不可能进行精密的管理，因此制度设置的本身就是粗犷的，在制度安排上预留了很多空隙，由官员自身的活动去填补，这样才能保证制度的弹性，比较能够适应变化。

不仅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之间、下级部门和上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清晰，中枢决策机构的成员不固定，甚至决策机关在一个朝代之内也会发生变化。

这个部门管那个部门的事情，这个官员管本来不该他管的事情，本来该负责的官员却负不了责，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机构都在运转，因为古代制度本身就有处理这种复杂关系的模糊机制，存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所谓的“隐性制度”

，通过隐性制度的安排，实现政府机构的运转。

当然，隐性制度的存在，也会被官员用于为自己牟利，不过这种应用，本身也是有限制的，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官僚内部的关系紧张。

另外，虽然政府机构和官员之间关系充满不确定性，但负责基本业务的属吏和杂役却基本稳定，他们之间自有一套处理问题的隐性规约，一是借此牟利（他们不是没有薪俸就是薪俸过低），二是保证公务的运转（不运转他们就没钱可捞）。

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不是不能对农村社会实行军国体制的管理，政权也不是不能下移到县以下，秦朝曾经有在县以下设置有俸禄的乡官的制度安排，不仅设置乡官，而且实行乡间的什伍编制，严厉推行连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