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官僚制帝国时代的过渡春秋战国（第2页）

的先后涌现（实际不止五霸），多少代表了这种趋势。

这其中，齐桓公和晋文公打着“尊王攘夷”

的旗号维持诸侯间的秩序，多少有些效果，但他们的着眼点已经是自己的霸业，政治的理念已经是霸道而非王道，所谓存亡继绝的努力，更多的只是一种表演。

被尊的王室，得到的只是一点可怜的虚名，这种虚名也不过是霸主事业的点缀。

孱弱的宋国曾想通过提倡和恢复古礼来重建秩序，当然只能是梦想，从反面说明了旧的礼法秩序和宗法秩序的不可恢复。

至于秦穆、楚庄以及稍后登台的吴、越两国，实质上不过是在做新的改朝换代的尝试。

在这种尝试中，孱弱的周王室甚至不在他们政策的视野里，连“尊王攘夷”

的旗号都不屑于打了。

楚庄王继晋文公之后，成为霸主。

在打败宋国之后，又击败犬戎，陈兵于周室边境，周王派王孙满前去劳军。

楚庄王问王孙满，保存在洛阳的传国鼎是三代之宝，不知鼎有多重？王孙满答道，夏桀无道，鼎归商汤，商纣失德，鼎归周室，德之所在，鼎之所在。

君王有天下，鼎则重，失天下，鼎则轻，周室虽衰，但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是不能问的。

楚庄之问鼎，说明他的霸业，实际上隐含有改朝换代的意思。

三、士阶层的崛起与新型官制的出现

宗法制的破坏，使得原来由血缘和宗法位置决定政治地位的规则形同虚设，在宗法结构中处于相对微卑地位的贵族，尤其是底层贵族——士，有了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

由于士可以接受教育，同时地位在贵族中又最低，人数却最多，因此在动**中容易丧失财产和地位，所以他们改变命运的积极性最强。

而诸侯兼并与争霸的局面，恰给想要改变命运的士提供了出头的机会。

战争的压力使得对人才的需求加大，同等条件的邦国，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才，尤其是身怀新型权术和用兵之道的人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生产力的变化不甚明显，旧规则不中用了，但束缚还在），成了诸侯盛衰的最重要的因素。

与士阶层崛起互为表里的现象是私学兴起而官学式微。

官学教的是传统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是一种培养武士的教育，仅仅接受这种教育，人想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无疑是很难的，更何况，随着王室的衰微，官学也难免流于形式，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

对于政治智慧和特殊技艺的需求导致了私学的兴起，凭借私人讲学，各种学派因而崛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士和出身于士的人，大量涌向私学。

孔子“有教无类”

，事实上是将私学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而传说中的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则说明了私学规模的庞大。

事实上，私学所教的内容，或多或少都有新的学问和技术的成分，以适应竞争的局面，包括以回到周公为标榜的孔子的儒家也是如此，其处世和处人之道，并不尽是古礼，也有权术的成分，正因为如此，孔子的一些弟子才能比较好地出仕（做家臣）。

墨家虽然不讲究出仕，但他们的门徒也拥有对诸侯有用的技术，比如城防和战争技术。

至于兵家、法家和道家，所学虽然有形而上的“道”

，但基本上是在政治上适用的技术和战争谋略。

作为政治的规划与技术实施，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法家更是直接脱胎于儒家。

自孔子以后，儒家一分为八，然后经过荀子，演变为法家。

实际上，在那个动**的岁月，士阶层早已发生分化，很多人开始从事各种行业，孔子据说做过吹鼓手，管仲经过商，百里奚放过羊，他们丰富的阅历和其所学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杰出的人才，在登上政治舞台后，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明星。

在春秋五霸的事业里起主导作用的人物，如管仲、狐氏父子、百里奚、蹇叔、孟明视、文种、范蠡等，都是士出身，都是通过入仕，改变自己的地位，成为新的贵族。

管仲和鲍叔牙是两个普通的士，既要自己经商谋生，又要出征打仗。

这两个人是好朋友，两人各帮一个有希望继承齐国的公子，鲍叔牙帮公子小白，管仲帮公子纠，约好无论谁成功，都要推荐对方。

结果在争位过程中，鲍叔牙帮的公子小白取得了胜利，是为齐桓公，管仲却因在争位过程中伤害过公子小白，成为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