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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官僚制帝国时代的过渡春秋战国（第4页）

经过变法，各国均建立起了军事化的行政网络，各国官僚机构都有所发展，地方郡县体制普遍建立；由春秋时国人（平民）和部分奴隶转化而来的农民成了编户齐民，变成君主制的基石；各国的贵族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失去了对自己封地的军事统治，著名的贵族四君子：魏之信陵君、赵之平原君、齐之孟尝君、楚之春申君，虽然富可敌国，门客如云，可一旦失势，不去别国寻求出路，就变得什么都不是。

齐国的孟尝君，一旦失去齐国的相位，回到封地，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富翁，而这个富翁也是靠了门客为他营造三窟，在自己的封地收买人心才做到的。

齐公子孟尝君派门客冯到封地薛城收账，临行前，冯问孟尝君，收了账之后，买点什么回来，孟尝君说，缺什么就买什么吧。

冯到了薛城之后，发现该地的百姓十分困苦，就将手里的债券当众一把火全烧了，说是孟尝君不要账了。

回来后，冯将收账的经过告诉孟尝君，说是你这里什么都不缺，只缺点仁义，所以我就给你买了点仁义回来。

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好无奈地说，先生回去歇着吧。

不久，齐王将孟尝君免了职，让他回封地薛城去。

见主人丢了官，昔日的门客四散而去，只剩下了冯，冯赶着车拉着孟尝君回到了薛城，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这个时候，孟尝君才体会到冯当初的用心。

在战国时期，士阶层变得更加庞杂，求仕的竞争更趋激烈，纵横家的出现，实际上说明出现了士为求得任用而自荐的风尚。

原来带有强烈贵族气质的士的处事规则，至此彻底分化，一批转化为纵横家之类的功利之徒，一批则转化为豫让、荆轲一类的侠士，前者为求利而为人主服务，后者为义而受人驱使，此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带有某种道德意旨的儒生和墨子之徒，显然，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行为往往显得迂腐，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最小。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原来出身平民甚至奴隶的文吏阶层，在军功封爵得官的政策下，开始与春秋时代的士阶层混杂，原本没有爵位的文吏通过军功得到爵位，地位日益上升，由于这些人没有士阶层那种讲求气节和行为狷介的毛病，所以这些上升的文吏很得各国君主的赏识。

五、战争形式的改变与军制的变化

春秋时期，战争的主要形式还是以车战为主，而徒兵还是跟在车后边的辅助兵，更像是出身贵族的武士的仆役。

车兵都是武士，受过专门的训练：驾车、射箭和车上格斗，等等，战时要自己负责全套的装备（兵车除外），这样的军人不可能太多，所以西周军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每军2500人，到了春秋，战争规模扩大，但有兵车千乘已经是强国了，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的成名战——晋楚城濮之战，不过用兵车700余乘。

随着战争烈度的提高，车战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笨重、机动性差，对道路和战场条件要求过高。

所以，在战争过程中，一方面是兵车的改进，一方面是步卒的地位日显重要，有时，一个善战的步卒，往往比车上的几个武士还顶用。

与北部少数民族接壤的国家，则从游牧民族那里学习了骑兵的形式，虽然骑兵由于马具的不完善，还不能用于直接作战，但机动转移至少可以做到。

这样，到了春秋战国之交，以魏献子弃车从步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标志，战争形式发生重大改观，车战让位于步骑作战。

步兵和骑兵对武器装备要求不高，往往可以组织几万几十万人的大兵团作战。

赵秦长平之战，双方动用的兵力达到70余万，赵国战败，仅仅被坑掉的赵国降卒就达40万。

军队编制不再以兵车为核心小队，而代之以更灵活的什伍制，步骑编队各由大夫、校尉、将军统帅。

除骑兵而外，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重装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如齐之技击、魏之武卒、秦之锐士。

这些重装步兵的来源既有原来的贵族也有平民。

由于参加战争成为一般人升迁的主要途径，所以，凡是膂力强劲的成年男子，乐意从军者不乏其人。

事实上，像秦国那样实行军事化社会编制的国家，一个合乎条件的男人想要逃兵役似乎是不可能的，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或者从军作战博取官爵，或者力耕种田供应军队，相比较起来，前者固然有风险，但机会也大得多。

六、政治文化：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尊

春秋战国是一个旧秩序消亡、新秩序渐生的时代，时代不仅为各种政治学说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而且提供了足够的压力与温床，人们既需要解释时代社会的变化，更需要建构未来社会的框架。

虽然各家各派的学说往往以综合性的文化面貌出现，但政治表达毕竟是它们中多数的最核心的成分。

儒家的各学派为社会提供了一个修正了的礼治图景，但也有相应的处世和为政的基本方式；墨家和农家则提倡一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农民王国；道家虽然鼓吹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去，但却为现实的政治提供了高妙的权力技术；兵家则将这种权力技术发扬光大，变成了战争艺术，深谙此道的军事家，往往可以借此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而从儒家语境里发展起来的法家学说，逐渐形成了一套更加适合变革中各国君主口味的思想体系和操作技术。

在法家的语境里，王权被强化到极致，国家形成了半军事化的动员体制。

思想文化上的愚民和禁锢，伴随以不讲人情的严刑峻法，再加上露骨的权力技术，使得法家学说成为具有立竿见影实效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在战国时期进行的政治改革，基本上遵循的都是法家思路。

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法家学说由于具有冲决过去道德束缚的朝气，所以体现了相当的政治活力，但其政治主张透出的**裸的冷酷无情、缺乏人性的特色，也给中国政治的发展打上了阴冷的印记，使政治文化充斥了阴谋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