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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中央官制分成三个台阶,第一层由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兼副丞相)组成,即后世所谓的三公。
丞相是君主的主要助手,负责几乎所有的国家事务(以行政为主),太尉是君主的主要军事顾问和参谋,也可以在出征时担任军队首领,御史大夫主管对官员的监察,是中央和地方监察系统的首领,负有保障官僚体系正常运转、尤其是保障官僚系统忠诚可靠的职责。
三者互不相属,各自开府,尤其是丞相,他的府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中央政府。
三公在分工上各有所侧重,互相牵制,防止专擅、独大,从而保障了君权的绝对权威,可以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独特的皇权下的行政、军事和监察的三权分立结构。
第二层由这样一组官员组成: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管公堂掖门;廷尉,主管司法刑狱;治粟内史,掌管农业赋税;典客,掌宾礼;宗正,负责皇族宗亲的管理;卫尉,负责宫门戍卫、宫廷的保卫;太仆,掌皇家出行的舆马;少府,掌管山海池泽之税。
这些官员,即后世所谓的九卿。
与九卿同列的还有前后左右将军。
九卿从职务上看,基本上是围绕着皇帝和皇家事务设置的,其中只有廷尉、治粟内史更多地具有公共管理的性质,因此,这两个职位明显要比九卿中的其他职务更重要。
第三层由更低一层次的官员组成,他们有:将作少府,掌宫室修建和修缮;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事;中尉,负责京师的戍卫;主爵中尉,负责管理列侯事宜;五官中郎将,负责皇帝出行的仪仗;诸博士,在礼仪问题上备顾问。
这些官员,即后世所谓的列卿。
据卜宪群先生研究,三公、九卿体制的出现,跟中国哲学中,三和九这两个数字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关,三、九体现着天数,是万物滋生转化的关键环节。
秦朝将境内分为36郡(后扩大为40郡),开驿道、设驿站沟通连接。
地方官制分为两级:郡与县。
京师地方主官为内史,其他郡则设郡守为主管,郡丞为副,郡尉掌武事。
另设监御史监督郡县各官。
县一级,设县令(小县为县长)、县丞和县尉。
在县以下,还设有乡官和亭长,乡有三老、啬夫、游徼。
三老掌教化,啬夫听讼和收税,游徼巡查贼盗。
严格讲来,乡官不是官僚体系中的正式官吏,只是这个体系的补充和延伸,乡官虽然也有俸禄,但十分微薄,主要还是靠在乡间的产业为生。
刘邦在秦朝曾为亭长,但自家谋生尚有困难,需靠兄长接济,因此他父亲怪他不会“治生”
。
与官僚系统相配套的是文牍主义的盛行。
官僚系统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公文的传递,沟通各部门的信息,使政令上传下达。
诸如上计(各地定期汇报情况)、司法审批、一般行政事务、军情奏报、监察等,无一不需要借助文牍来实现。
皇帝实际上也是凭借文牍来掌握政局,了解国家运行的过程,秦始皇规定自己每天要看奏章120斤(简牍),相当辛苦。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官僚系统的日益扩大,文牍已经流行,秦统一以后,取消封建制,皇帝与官吏共治天下,“书同文”
成为一个首要的为政举措。
文字统一之后,显然有利于政务信息的沟通,上行下达不存在文字上的障碍,但文牍主义也水涨船高,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此以后,愈演愈烈。
四、“以吏为师”
的政治文化
以商鞅变法为起点,秦国在社会基本层面已经开始实行什伍编制、相互连坐、鼓励告发的治理方式。
随着“法治化”
的进程,相互监视、互相告讦的风尚在君主政治的导向下,开始在官场和社会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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