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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王霸之道两汉（第3页）

但是，实际实行起来，由于各种原因，例外太多。

据统计，在两汉除开国皇帝以外的20个皇帝中，只有6人是以嫡长身份入继大统的。

但无论什么身份，多数继承人都有过预先做太子的经历。

太子是王朝的继承人、未来的皇帝，所以，他们的教育必须得到非常的重视。

据《通典》记载，早在商周时代，太子就有师保（《通典》卷30），汉代的太子配有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作为太子日常教育的师傅，负责太子的品行培养和知识传授。

两汉太子的师傅，一般都选那些老成有德之人担任，多数是所谓的硕儒，很多人出身五经博士，或者是现任的博士。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来，儒者担任太子师傅成为一种惯例，皇帝还额外地派些五经博士为太子讲经。

太傅和少傅手下，分别有门大夫、庶子、洗马、舍人等属官，负责协助师傅的教育工作。

除师保之外，东宫还配有负责日常事务的官署，主事者为詹事，其下有令、丞、仆若干，这些官员都是太子的属官，为太子服务。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套官制也是一个微型的政府，好让太子练习政务。

担任太子的师傅和属官，就当时而言当然没有什么权力，但由于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所以，凡是担任过太子属官的人，尤其是当过太子师傅的，待到太子掌权以后，仕途的前景都相当好，从前的师傅后来位列三公者不在少数。

后世干脆发展成这样一种倾向，即太子师傅由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臣、重臣兼任，一方面让这些重臣跟储君挂上关系，以确保其地位；一方面皇帝则是用太子的师傅这种名义来酬谢重臣，让他们拥有皇帝儿子的教师的名义，以示礼敬，一是为了拉近关系——变成准自家人，二是使其地位也变得非同一般，皇帝儿子的老师，连皇帝也必须加以礼敬。

但太子实际的教育，却不一定由他们来承担，太子的傅、保，部分地成为了皇帝酬功的虚衔。

预立太子、安排东宫制度，本意是使权力的交接传递更加顺畅，减少动**，但在实际运作中，预立太子之后往往又会导致另一种矛盾的产生。

当太子已经成年，而老皇帝迟迟不肯故去的时候，事情往往会变得微妙起来，一个想要早日接班，一个却当仁不让地恋栈，这时老的往往猜疑心要加重，而小的野心会加大，如果有人从中挑拨，那么很容易就会发生父子相争的悲剧，汉武帝时的卫太子和武帝之间的冲突，就是一例。

不仅如此，由于东宫之设，无形之中使在皇帝之外出现了另一个隐形的但却是未来可期的权力中心，各种势力为了在未来占据有利的位置，不仅纷纷介入确立太子的过程，都想让与自己亲近的皇子成为储君，而且利用各种途径对太子施加影响，而继承制度名义上的原则与实际操作的分离，也给了各种势力可乘之机，为权力交替增添了变数。

因此，围绕着继承问题，废立风波几乎无休无止，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悲喜剧。

汉武帝晚年，迷信方术，其宠臣江充与卫太子（卫皇后所生）关系不好，生怕汉武帝死后太子即位对他不利，所以谎称太子以巫蛊害皇帝，企图使皇帝早点死去，好继承皇位。

汉武帝听信谗言，令江充掘东宫寻找证据，于是逼得卫太子起兵反抗，杀掉江充，父子之间长安城一场血战，最后太子被迫自杀，死后被谥为戾太子。

4．宦官制度

宫廷里出现阉割了的男人，恐怕在中国历史很悠久，据说早在商朝就已经有了。

恐怕对于非基督教的东方民族而言，也是一个共性的现象，在古代的埃及、印度和土耳其的宫廷里，都有阉人的身影。

换言之，凡是实行多妻制的古代国家，为了满足帝王私欲，都可能实行宦官制度，既满足伺候自己和众多配偶的需要（如果仅仅用宫女，体力不够），又保持帝王性方面的独占的地位，也可以说，宦官或者说阉官的产生，是东方专制王权体制的一种衍生物。

宦官的来源有多种，一是源于宫刑，汉时宫刑可以代替死刑，受了宫刑的往往就被安排进宫做宦官，比如司马迁因替李陵说话而得罪，又没有钱赎罪，接受宫刑之后，进宫做了中书令。

二是源于进献，有些地方的人家，为了讨好皇室，将男孩从小阉割进献宫廷。

三是源于俘虏，朝廷在与某些叛乱群体和少数民族作战时，俘虏的对方半成年人，往往将之阉割，送进宫来做宦官。

然而，宫里有阉人是一回事，将这些阉人安排官职、设立相应的机构直至衍生成一种制度则又是一回事，这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一般来说，帝王集权程度越高，宦官的地位也就越高，到了战国时期，宦官的作用已经很抢眼了，地位也相当显赫，某些著名的历史人物的发迹，往往都与宦官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商鞅、蔺相如，其出人头地均缘于宦者的推荐，蔺相如甚至还是宦者的门客。

秦朝的赵高，将战国以来的宦者的威风发展到了顶点，居然可以左右皇位，让权术大师、丞相李斯也保不住吃饭的家伙。

但是，这些宦者的地位与权势往往是通过他们跟君主特殊的个人关系获得的，直到西汉，宦官还不能形成一个系统，更谈不上在政治权力的格局中有一席之地。

西汉虽然宫里的中朝官权力逐渐增大，但中朝官往往兼用正常人，尤其是权力集中的尚书台，多为士人的领地，其他如皇帝侍从，也基本上要找士人，所以，宦官一时还难以凭借权力而形成系统，特别是形成影响政局的势力，有些具有权势的中朝官职虽然也任用阉人，但经常是由那些犯了过错的前士人担任，如司马迁因李陵得罪，受宫刑之后就担任过中书令（尚书台首领，用正常人叫尚书令，用阉人叫中书令），但这些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实际上依然属于士人。

进入东汉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尚书台过于庞大，已经成为准外朝的官僚机构，特别是太尉领尚书事之后，尚书台几乎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相府，只不过是跟皇帝关系过于密切的相府，等于是将原来中朝官的一大部分职能分离了出去。

其次，鉴于西汉末年王莽篡位的教训，新朝有意在制度安排上裁抑外戚，间隔内外，所有的皇后和皇太后官属都换成了阉人。

同时，由于东汉经学大盛，礼教的讲究，官方对于道德教条的刻板强调，使得男女之防日见其严，逐渐地皇宫里难以见到正常人，内廷近侍悉用阉人，原来士人和阉人兼用的中常侍、黄门侍郎等侍从官职，都归了宦官。

如此一来，势必导致宦官人数的增加，进而导致其机构的扩张和完善。

然而，真正导致宦官形成气候的，还是因为东汉自第三个皇帝汉章帝以后，绝大多数君主都是幼年登基，这势必导致那些年纪轻轻的太后当政，而年轻的太后们碍于礼教，不得不依靠宦官来交通内外，于是，宦官势力进一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