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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失掉了文治精神的文官体系（第1页）

第二节　失掉了文治精神的文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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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其官僚体系的基本架构，基本上跟晚唐没有什么区别，但文官的权力却大大缩水。

朝廷庞大的文官队伍，实际上只是藩镇政府里为数不多的文官的“放大版”

。

藩镇的文官主要是书记和判官，前者掌文翰，同时也给军阀们出谋划策，类似于军师。

所以，任过书记的文人地位很高，入朝以后就可以成为宰相了。

而判官则负责民政和财政事务，实际上是税收事务的核计总管。

前者的地位，类似于战争时期的谋略家，这固然是文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已经不是“大道”

。

而后者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太平年景小吏之所为，更是与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大道背离过远。

在这里，传统道德教化这一士大夫治理天下的基本举措不见了，儒学的养成没有了。

士大夫成了武夫战时出主意的谋士，平时征集粮饷的刀笔吏。

唐朝覆灭以后，藩镇的文官逻辑原封不动地进入了五代。

由于原有的朝廷文官被朱温屠杀殆尽，余下的文人，整体素质下降。

文官只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发挥着作用，一是为军人出谋划策，二是为军人筹集粮饷。

从表面上看，五代时的文官似乎权力要比晚唐大得多，因为这时，晚唐的宦官集团随着唐朝的覆灭而灭亡，新起的军阀比起文人来，更看不起阉人，而且对晚唐宦官之祸也记忆犹新，所以，老的宦官被杀得差不多了，新宦官的兵权没有了，地位甚低。

原来宦官的“专利”

枢密使一职，也由士人担任，因此原来北司（宦官）与南司（宰相）的矛盾彻底消失了。

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官，地位却比晚唐还要低得多，因为文官从根本上是被人看不起的。

无论是宰相还是枢密使，最多不过是皇帝的幕僚，更多的时候，连幕僚都谈不上。

后汉时，皇帝亲卫军首领史弘肇当着宰相们的面，公开羞辱文官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用毛锥（毛笔）干什么？主管财赋的三司使王章答道，若无毛锥，财赋从哪里来？（《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在某些武夫眼里，文官的作用，就是给他们征粮征税的时候算账，而那些特别受宠也特别蛮横的武夫，则干脆连这一点也不认账。

朱温控制朝廷之后，一次诛杀朝士三十余人。

其屡试不第的谋士李振说，此辈一向自称清流，应该将他们投到黄河里，变成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