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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清朝政治格局的转换（第2页）

太平天国之后，一大群以军功起家的汉族士大夫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封疆大吏。

他们跟以往的督抚不一样，不仅自己手里有只听自己招呼的军队，而且通过在战争中形成的厘金制度，收取大量厘金，壮大了地方财政的腰包。

厘金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商税制度，据说是江南才子钱江的主意。

所谓厘金就是对商品值百抽一，不仅施之行商，也施之坐商。

厘金制度实行后，基本解决了像湘淮军这种原来没有国家编制的军队的开支问题。

厘金制虽然是一种不好的商税制度，但是，毕竟解决了传统体制下长期没有解决的建立商业征税体制的问题。

由于厘金没有固定的税额，不在户部控制的范围，所以成为地方督抚自己的财源。

有兵有财之后，这些强势的督抚，对管辖地方的官员也有了更多的支配权。

各省的司道官员，完全变成了督抚的属员，而府州县官则更是在督抚的掌控之下。

虽然不能随意任命，但可以随意弹劾。

可以说，太平天国之后的督抚，在兵、财和人事几方面，都有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权力，原来内重外轻的局面倒了过来，变成了外重内轻。

在历史上，人们称之为督抚专权的时代。

到19世纪70年代末，清朝政府的总收入，中央和地方总计为6000余万两白银，而厘金则达到1800万两，占30%左右。

由此可见地方财政的分量。

太平天国之后的局面，清朝自己称为“中兴”

，所谓的中兴名臣们，也是专权的督抚。

中兴的最大标志，是中国开始了“自强运动”

，即所谓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一场地方导向的现代化运动。

这些专权的督抚是运动的主导者。

洋务运动的三部曲，军事现代化、军火工业现代化和工商业现代化，都是在曾、左、李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主持下进行的。

在这些督抚控制的区域，一个个颇具规模的现代化企业破土而出，揭开了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篇章。

虽然这些新兴的事业一开始都是衙门化模式，全然没有市场意识，而且也没有像日本那样，很快从官办走向商办，只走到官督商办的半途就停滞了，但毕竟是中国人自主接受西化的第一步，现代化成就虽然比起近邻日本来不算好，但在整个世界范围看，比较其他接受西化的民族和国度，还算不错。

督抚们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固然有富国强兵的初衷，却也不乏对自身权势的考虑。

实际上，谁兴办起洋务事业，谁就可以争取到中央更多的财政支持，甚至截留关税也不会受到惩罚。

所兴办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兴办者自己的事业，往往能够极大地壮大自己的势力。

左宗棠之于福州船政和福建海军，李鸿章之于北洋海军都是如此。

由于兴办洋务，督抚可以设置更多的机构，大大小小的各种局和处出现了，这些机构不在朝廷编制之内，机构的兴废，官员的添设，完全操纵在督抚手里，地方督抚的行政权力因此得到了进一步扩张。

洋务事业极大地扩展了这些中兴名臣的权力，在晚清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作为地方官员的督抚，对清朝的国防、外交等事务拥有很大的发言权，有时甚至主导相关政策的走向。

最典型的莫过于李鸿章长期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实际主管清朝的外交几十年，以至于他基本上不驻保定的直隶总督府，而多在天津的北洋大臣府邸，也好就近操控。

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