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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活还是活受（第2页）

结果是那个当年令人振奋的农村社会主义“**”

，同时也是农村大牲畜死亡的**，农民大量宰杀猪羊鸡鸭的**。

然而，农村的“生产力暴动”

，很快使农民陷入了半饥饿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农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反右运动”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主要是大辩论，听经过的农民讲，大辩论实际上就是大批判、大斗争，经过一场场的大辩论，原来一肚子瓜菜、叫嚷吃不饱的农民，一下子就吃饱了，改口说一天三顿大米饭，撑得不得了。

很多农村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跃进”

的。

“大跃进”

、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农民军事化，砸锅炼铁，吃公共食堂，把老房子拆了当肥料，分男营女营，集体居住。

每天劳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经常挑灯夜战连轴转，妇女子宫脱垂成为普遍性的疾病。

在这种举国狂欢式的工作热潮中，未来天堂的**和高度组织化和强度动员的建设氛围，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的确暂时消除了因急速合作化给农民带来的种种忧虑，尤其在放开肚皮吃饭的那几个月，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违背科学的生产方式（高度密植、过度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导致的农田抛荒，在不多的存粮吃完糟净之后，农村先后进入了饥荒，“跃进”

跳得越快的地方，饥荒就越严重，小说所本的河南农村，还在跃进的**的1958年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因饥饿大批逃亡到湖北的农民。

接下来，在饥荒中没有饿死的农民，刚刚缓了口气，就迎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

。

在大革命中，最让农民头痛的是农业学大寨，就是小说里写的“造梯田”

，无非是变相的“大跃进”

，大队核算，大干社会主义。

回顾这段历史，如果从文字上看，你会发现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农民自己的意愿，统购统销是应农民反对奸商盘剥的要求，合作化是顺应农民对两极分化的不满，“大跃进”

、人民公社更是顺应了“人民群众急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

，“文革”

以及革命中的学大寨运动，不仅顺应了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要求，而且是群众反修防修的需要。

当然，我们不能说农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欲望和要求，因为口号虽然是上面提出来的，但下面的农民也确实跟着走了，而且有的时候看起来走得还挺欢的，当年媒体上农民欢欣鼓舞的照片和镜头，不见得都是造出来的。

只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为什么每当农民有这种大规模的要求的时候，总会伴随着大规模的运动，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

、“**”

就不必说了，就连统购统销，都是由组织安排群众评议每家的余粮存量，只要把第一家评高了，那么接下来就会越评越高，直到逼得人家上吊（如果查一下那时的《内参》，就会发现这样的事还真不少）。

运动，就是总是躲在袖子后面的那只手。

等到农民最后一点社会主义热情的火星被耗尽，任凭学大寨的号角吹得山响，农民依旧磨他的洋工，而把所有的力气，投到巴掌大的自留地上，“文革”

后期的所有运动，实际上都变成了锣鼓喧天的空热闹，这时人们发现，“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虽然很可能这只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实际情况是我们被东亚的某些邻居远远地落在了后面，陷入了没有活力的短缺经济的陷阱。

于是，慢慢地，农民“退社”

的要求被在半遮半掩中考虑了一半，大包干出现了，普及了，农民自己当家（其实是半当家）的欢喜劲刚刚上来，在更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浪潮里，就又被卷入了权力和市场的新的漩涡中。

无限供给的农民工，不仅为中国的出口加工提供了100%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的存在，也成为中国吸引国外投资的最佳条件。

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工会，甚至连起码的劳动保障都没有的农民工，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还经常遭到拖欠，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