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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墙上刻名字的代价（第1页）

纪念墙上刻名字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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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30周年时，有消息说，唐山准备修建一座有关地震纪念的主题公园，公园建有纪念墙，供地震死难者的家属刻上死难亲人的名字。

无疑，公园的创意是不错的，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死难最惨的一次地震灾难，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怀念和凭吊罹难者的地方，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在此之前，人们只能通过再次阅读钱钢先生的《唐山大地震》，寄托自己的哀思。

不过，当我们仔细阅读这消息的细节时，困惑出现了。

原来，纪念墙上刻名字是有代价的，而且价格不菲，一个名字1000元。

这样一来，主题公园变成了某种营利性的“开发”

，实际上是商家主导的商业行为。

当然，商业行为不见得就都不好，公共事业建设引入市场机制，往往可以提高效率，节省纳税人的花费。

但是因此将公园变成生金蛋的鸡，而且是在纪念死难者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上，不由不令人生疑甚至愤慨。

首先，那些付不起钱的死难者家属怎么办？难道他们的亲人就没有资格被怀念？那些已经没有了在世亲人的死难者怎么办？是不是他们就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被怀念的行列之外？其次，1000元一个名字，按这个价格，是不是提供2000元或者更多，名字就可以镌刻得比别人大许多？同样是灾难的死难者，凭什么他们的亡灵还要分出三六九等？

当然，作为商家的商业开发行为，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并不奇怪，甚至无可厚非，在商言商，人家就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

但是，唐山大地震是一场撼动了整个中国、震惊了世界的历史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像这样毁灭一座城市，把几十万人在瞬间抹掉的地震是不多见的，只有古罗马时代庞培的灾难差可比拟，加上当时的中国又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所以，这场灾难，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殊意义的，而唐山地震的死难者，当然也被特定的时代和场景，赋予了更为沉重和复杂的价值，无论从哪个道理上讲，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理由被忽视。

作为事件的发生地，作为灾害的受害一方，中国早就该为事件建一所纪念性的建筑或者公园，告慰那些死去的人，也告慰他们的亲人以及所有牵挂这场灾难的人。

只是，这个事情无论如何应该是个公益事业，应该由政府出面来做，如果政府没有能力，交由非政府团体，用募捐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做也未尝不可，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样一个牵动千千万万人哀伤悲恸情怀的事情，变成跟出卖墓地一样的商机。

虽然从外观上看，中国的城市已经相当光鲜明亮，政府大楼自不必说，个个巍峨而现代，作为政府脸面的城市广场也整齐宽敞，但是，真正属于市民的公共设施，却依旧相当缺乏。

城市公共产品的提供，往往依赖于官授商办的高速公路模式，结果是把本该由纳税人无偿享用的公共物品，变成了没完没了的设卡收费的水泊梁山。

由于地方政府和商家（包括部分的国营企业）合作愉快，达到了双赢，这种模式大有无限复制之势，我们今天看到的唐山地震纪念主题公园，就是这种复制的产物，结果是本该非营利的公益事业，摇身一变，成了摆在城市脸皮（中心地带）上面的墓地销售，而全国乃至全世界对地震的关注，死难者亲人的哀思，都成了招徕生意的由头。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地方财政有困难，很多地方虽说政府大楼光鲜，政府官员也光鲜，但却是吃饭财政，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做点事情，只能靠违规半违规地弄点钱。

大兴土木虽说大家都乐意，但如果让政府拿钱政府操办，少慢差费不说，钱也未必有来处。

所以，办事必然要找商家，可是在某些事业上，商家和政府谈判的结果，它们之间是双赢了，但公共利益却也因此而损失了。

奇怪的是，在这些涉及公共产品的事业上，包括像唐山地震主题公园这样严肃的事业，政府却不乐意考虑非政府组织，显然，地方政府对于市场经营有着太高的热情，不大肯让那样一块有价值的地皮，以不能生利的状态存在着。

公与私是我们中国人一对古老的范畴。

不过，我们的“公”

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是跟“官方”

的概念重合的，公就意味着官，而私则等于商家。

当“公”

与“私”

在某种商业利益上一拍即合的时候，公众肯定是要缺席的，其实也不算是缺席，因为原本就没公众什么事儿。

正像一位学者哀叹的那样，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有相当规模，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初具规模，但在中国，却基本上没有公共领域，“公”

还是官的领地。

像唐山大地震纪念主题公园这样的所在，本是培养人们公共意识的最好场所，可惜，由于传统意义上的公私结合，这样的场所还没建成就已经变质了。

在这个世界上，像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和美国越战纪念碑那样，保存或者镌刻死难者名字的纪念地不知有多少，大概只有在中国，有人会想到借此来生利。

真的不能不佩服国人的精明，只是，这种精明，往往用的不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