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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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七日（第2页）

他要我把广播的原稿送给他，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克英是亡友孙炳文兄的幼女。

炳文兄在一九二七年被褚民谊出卖，在上海遇难的时候，克英似乎只有两岁光景。

“八一三”

前后，曾经在上海见过，后来到了延安，六年前，恩来兄折臂来莫斯科就医，克英被携带同来，现在已经成人，我完全不认识了。

她在这儿研究戏剧，听说成绩很好，俄文的程度也比久住莫斯科的人高明。

学校在暑期休假中，她在电台上暂时协助工作。

她很关切地问到周恩来的健康，我把恩来送我的延安版的《甲申三百年祭》转送了她。

她又向我要求《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的讲演稿，我也给了她。

她说，讲演时她也在，并且还到学校门口迎接过我的。

我却丝毫也没有注意到。

她听说我晚上还要到对外文化协会去作报告，担心我一天所做的工作太多了。

其实这算得什么，我倒很愿意我能够很忙，愈忙愈能够扫**心里面的不必要的忧虑。

七时顷，万西珂夫先生与齐赫文斯基先生同来，随即同车往对外文化协会。

会长凯缅诺夫先生，副会长卡拉康诺夫先生，都很恳切地招待着我们。

听讲的人们已经坐满，大部分是在约翰孙博士送别晚会上相识的面孔。

我们立即开始报告。

我报告《战时中国的文学活动》，我读原稿，齐先生读译稿，各人对读一节，约一小时光景完毕。

齐先生再继续报告《苏联战时文学在中国》，也费了一小时光景。

齐先生的口齿很清白，声音也很宏朗，报告印象极佳。

报告完毕后也有酒宴，也有跳舞。

副会长要我把原稿留下作为纪念，我自然是很高兴地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