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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闲话辛亥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第3页）

在今天看来，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清政府处境的确很难，不变革吧，王朝要亡，变革吧，革命党这种洪水猛兽的东西在求新学习的过程中就溜进来了。

然而，从省城到县城的绅士们却没有这样的两难，他们只管求新趋时，新的事业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着他们的利益，甚至标志着他们地位的攀升。

谘议局和自治局给了他们上干朝政，下断乡里的权力，而他们的子弟又纷纷进了学堂或者出了洋。

虽然大家都知道从新军到新学堂，里面净是革命党，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绅士却在庇护。

那些在内地活动的革命党人，除了那些铤而走险的，有几个没有受到过原本并不同情革命的绅士的庇护呢？实际上随着新政的推进，绅士已经将革命与学习西方看成是一类的事情，他们明知道学堂里的先生思想不安分，但却听任其将自家的子弟教得离经叛道。

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革命真的到来之际，学堂的师生几乎都冲到台前，乡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学堂的学生是“懂革命的”

，乐意将他们推到台前，哪怕那些学生仅仅还是些不谙世事的娃娃。

尽管我们说绅士阶层是历代王朝的支柱，但每当大厦将倾之际，他们总是比别人更早地弃树而去，将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范围之内。

晚清时节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绅士们自以为手头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手中的求新事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此还不甚了了，但他们相信那是已经被西方证明具有魅力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紫金的乡绅钟荣山毫不犹豫地选择庇护学生对抗防营的真实背景。

当然，紫金事件能够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

在这次事件中，乡绅钟荣山之所以采取断然对抗的手段，还不仅仅只由于他的地位高势力大，还可能由于防营触犯了其绅士地位决定的某种忌讳，而这种忌讳，在传统社会里是为全社会所认可的。

事实上，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存在着很明显地将学堂比附于科举的社会意识，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而当时的朝廷也确实将优秀的大中小学毕业生分别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的荣誉衔。

所以，学堂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被人看成是学宫（过去生员，即秀才名义上读书的所在）的替代，对于紫金这种只有一所学堂的小县，恐怕这种比附意识就更强烈。

而过去的学宫恰是一块立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轿马”

的下马石的“禁地”

，漫说大兵们不能进去造次，就是朝廷命官去了也得规规矩矩地下马落轿。

在钟荣山气壮如牛的背后，很有可能具有这样的意识背景。

只是这种旧的意识存留，在此时恰好起到了保护新学生和新事业的作用。

从另一个方面，在普遍具有“学堂神圣”

意识的情况下，几个大兵居然敢上门等着拿人，也说明自湘淮军兴起以来，武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晚清之前，漫说一个小小的哨官，就是正二品的总兵，也不敢对县政插半句嘴，更不敢随便靠近学宫半步。

在这次事件中，一介芝麻大的哨官，居然敢当着知县的面跟乡绅对骂，虽然知县偏袒乡绅，但毕竟不能真的让防营出钱破费，只好两下和稀泥。

看来，大兵们手中的枪杆子还是有分量的。

这里，虽然有富国强兵国策的拉动，国人鼓吹纠正重文轻武风习被染，更多的却是王朝末世，文治秩序崩塌的必然结果。

用不了几年，到袁世凯当政时，中国就进入武人跋扈的时代，新军（包括北洋军）演变成了大军阀，各地大大小小防营则转化成割据一方的土军阀，地方势力的代表则再一次发生转换，由绅士主导变成了军阀主导，或者说如陈志让所云，进入了军绅时代。

如果那个哨官能知晓他们日后的命运，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了结。

历史总是乐意跟人开玩笑，在辛亥前后，巡防营是支在历史书上声名不佳的军队，因为他们往往更乐于忠于清廷，与革命党人作对，而大家对于新军则颇多溢美，因为在革命中他们往往扮演了起义中坚的角色。

其实，在那个当口，巡防营响应革命的也不少，而新军也有忠于清朝的，只不过，当时前者是从绿营变过来的，人猥、枪次、饷也低，而后者则是效法洋人编练的西式军队，饷高、械良、人也精神，在人们的观感上就有凤鸭之别。

加上在革命前后新军倾向革命的多一点，而巡防营倾向清廷的多一点，自然巡防营就遗臭万年了。

其实，在革命以后，凤鸭之别的新军和巡防营却殊途同归，都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当年洋气十足的新军将领，也脱下戎装，跳下战马，坐上轿子，轻车熟路地干起抽大烟、讨小老婆的勾当，做起了一省或者数县的土皇帝。

俗话说，一叶知秋。

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广东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金这个小地方，但是发生辛亥革命前一个僻地小县的一件小事，实际上已经预兆了即将来临的大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