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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第1页）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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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这边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就由三联书店推荐给读者了。

陈志让先生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

读过何柄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回忆，我们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学术近代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

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

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一板一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

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的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

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之外，还居然可以这样写的。

“军绅”

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实在是太传神也太简洁了。

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从权力结构上来说，实际上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

从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

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第次当家，都是军国。

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作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

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锽、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原本，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被大家骂成军阀混战。

于是道统和法统打架了，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

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

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对象，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

缺失了关键的部件，死活立不起来了。

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

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

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

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刀法、枪法。

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

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

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

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

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