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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18921909（第14页）

我在未发蒙以前，记性也好像不很坏。

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每每要在灯下受父母的课读。

读的当然不外是些《易经》、《书经》。

那种就像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从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来，念来念去总是不能念熟。

那种带睡的、无可奈何的声音真是扰人，真是就像蚊虫一样。

我睡在**或者在灯下游戏，听着他读得几遍，我倒可以成诵了。

这或者也是使我把读书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岁半的时候便要求读书；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还聪明，便允许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亲引我到家塾里去向沈先生拜了师，是用一对蜡、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

前磕了几个响头的。

我从此以后便穿了牛鼻了。

——我们乡下人说发蒙叫“穿牛鼻”

，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譬语。

我想从前的儿童教育之痼没儿童性灵，恐怕比用麻绳穿坏牛儿的鼻中膈还要厉害些罢。

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甚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这样很暧昧的哲学问题，撇头撇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你教他怎么能够懂？你教他怎么能够感觉趣味？我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怎么也不愿意再上学。

但已经是穿了鼻子，你便怎样反抗也没有办法了。

这回是我父亲用强制手段把我抱进学堂里去的。

别人都笑我是“逃学狗，逃学狗”

，我那个时候真是无可如何了。

所谓“扑作教刑”

，这是我们从古以来的教育方针，换句话说，要教育儿童就只有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打”

字。

——“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

——读书是为要做官的。

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捱打。

你要想你的子弟做官，那就不能不叫人打。

大约能打徒弟的先生在当年也就是很好的先生了。

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说他的教刑也很严。

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往长的竹片。

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们家里的用人，我们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讨他的欢心。

但是事实上我们用的刘老么他是很能体贴我们的。

他为先生削竹片总是择选嫩的竹子，而且两头都是不当着节疤的。

这样的竹片打起人来不大痛，又容易破。

不过破了有一点不好处，就是打下去的时候，两个破片有时会挟着皮肉，特别疼痛。

还有不好处便是竹片容易破的时候，先生省得麻烦，便从学堂的篱栅上把细竹抽来打人。

那可不得了！

那是囫囵的，打得人非常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