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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前后19101911（第3页）

自从黄色大龙旗改变成五条颜色以来已经十七八年，四川拥抱着一二十个大小军阀，人人都有百几十万大兵，年年都要闹一两次内乱，然而四川的七千万人民，至少是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公然还能勉勉强强地活下去。

那四川的富厚就可想而知了。

我对于四川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是庚戌年的正月我初次上成都的时候，用阳历来说自然是一九一〇年的二月了。

我之所以能够到成都去，是要多谢嘉定府中学堂的斥退。

在嘉定读书的时候，由于学校的腐败、教职员的腐败，自己的知识欲没有方法可以满足，有时是自暴自弃地朝堕落的路径上走，有时又只好耽读一些古代文学和小说传奇一类的东西。

但我想走的心事是怎样迫切哟！

嘉定那样的井底我是不想一刻羁留的。

能够的时候是跑欧美，其次是日本，其次是京沪。

更其次——这是最低的限度——便是跑成都了。

这些地方发散着强有力的磁性，把我全身血液里面的铁质都吸引了去。

这只是一种不可遏抑的无名的憧憬。

到这些地方去应该学甚么，究竟有甚么好学，在当时不用说毫无明确的意识。

景仰欧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沪，景仰成都，就跟五牛崩尸一样，少年的心受着四方的牵引，他是没有一刻宁静过的。

然而我的父母却坚决不允许我走。

我受着那样的磔刑，荏荏苒苒地在嘉定住了四年，突然遭了意外的斥退。

这是多么可以欢迎的事！

这回，我家里人无论怎样不能阻止我了，我至少可以到成都去了！

学堂的斥退是在己酉年（一九〇九）十月。

嘉定中学学生和营防军闹事，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镇压学生。

不问青红皂白，一次就开除了八名学生，记了几十名大过。

我和张伯安都在被斥退之列。

事情像那样凑巧的，我相信是不会有的。

上半天差不多快要吃中饭的时候，学校挂了我们的斥退牌。

我们正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学堂门，有一乘四轿抬进了中学堂的辕门。

前面一个跟班捧着一个很长很大的朱红纸的名片。

我们起初以为怕是甚么省视学或者委员来了。

但看那四轿后面挂着一对灯笼，用红色的匾体字，一边写着“四川提学使委任”

，一边写着“嘉定中学监督严”

。

——“这才奇怪啦！

嘉定中学会跑出两个监督来！”

然而事情也并不奇怪，委实是一位新任的监督前来上任。

这对于学校的办事人们当然是一个晴天霹雳，而对于我们学生子又是一阵霹雳后的一片晴光了。

新监督是洪雅县的老举人。

他怎样受了提学使的委任，那提学使又怎样突头突脑地撤换了旧监督，这些情由我到现在也全不知道。

新监督是一位胡须斑白、非人不暖的老先生。

你看到他那种走马上任的神气，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全然不懂教育的外行乃至老腐败。

但这对于旧的办事人是严重打击，就好像替学生报了仇，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老先生是非常欢迎的。

当天下午，学生就派了代表去见严监督，请他立刻进堂主持，要他撤换一切压制学生的旧的教职员，要他把斥退了的八个人通同召回，取消斥退牌，取消那几十名的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