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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前后19101911（第45页）

费了几万块钱和将近两年的工夫，公园刚好修成，便遇到革命。

同志军一抵省，他们说那公园是赵尔丰、周孝怀辈的私产，便把它捣毁得片瓦无存了。

四川在初办新军的时候，原来预计的是两师人。

在凤凰山驻扎一师，在新津驻扎一师。

新津是进入西藏的通道，驻扎一师人在那儿是为了要控制西藏。

自从我上省的那一年，新津城外也就在建筑西式营房，前后也差不多费了两年工夫，经费更不知道费了多少万。

快要落成了，同志军也说是赵家的私产，把它捣毁成一片砖块。

这样的盲目的破坏不能不使当时的有产者震惊。

有产者便想靠着有新式武器的军队来防御这行将临头的第二次的祸灾。

一些军政上的人自然便乘机而起，扶植自己的势力。

这个要求在我们学生的心中也生出了反映。

就在兵变后的第二天，成都的学生界发起了一个组织学生志愿军的运动。

以武备学堂为中心，凡是志愿者都到那儿去成军，略受训练便要到街上维持秩序。

我也自告奋勇去参加了，那是兵变后的第三天。

我把我的行李也搬进了武备学堂。

武备学堂在那时已经改成陆军小学，是西式的建筑。

因为它在北门城外，和南门区域相隔太远，直到去当志愿兵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和它见面。

我把行李搬进了武备学堂去了，在寝室里看到那陆军学生所睡的床，窄窄的刚好可以容下一个人的身子。

“这怎么能够睡呢？”

在去当志愿兵的志士的心中，劈头便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可和志士的招牌抗衡起来了。

要当志士便要受这样的苦！

这怎么吃得消？于是志士的招牌立地折下来了，行李刚好搬进寝室，又由原挑脚急忙搬出学堂。

和我同去又同出的很不少。

这样滑稽的一幕，我并不想把它当成忏悔的资料。

这只表明着当时一般青年少年的心理。

我自己即使忍耐着去吃一点苦，做到一个忠实的维持秩序的好兵，结果又怎样呢？只添了一个新军阀的爪牙，新富豪的鹰犬罢了。

说得光大一点，我顶多可当成了四川境内的如蛆如猬的一个军阀。

因而当时的落伍虽然不甚么光荣，然而也不是怎样的耻辱。

保路同志军虽然是四川独立的元勋，但他们依然是封建社会里面的骨董！

他们不过是被有产者利用来做为争路的工具罢了。

他们根本没有收拾四川的能力，也没有人期待他们来收拾四川。

演傀儡剧的人，在把戏钱骗到手之后，傀儡又要被收拾进破箱子里面去了。

舞台大转换，新的登台人物是尹昌衡、董脩武、杨莘友诸人。

尹昌衡是武备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又进过日本的士官学校，在那儿和蔡锷好像是同学，他们后来同回国，也同在广西的讲武堂干过事情。

他是由赵尔巽手里调回四川来办督练公所的。

这位先生人很魁梧，在武人里面也比较还有点天分，他能够熬几句章太炎式的似通非通的古文，似选非选的古诗。

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

自从清朝末年早就高呼着的“富国强兵”

的口号总算是发生了效力：因为凡有国者必富，而有兵者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