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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夔门1913（第17页）

我们的车票是二等联络票，由北京一直坐到东京。

由北京出发时所坐的京奉线的二等车，和京汉线的三等是毫无差别的。

车厢既旧，又污秽，而座位是光的木板。

一上日本车，就像真的进了乐园。

座位是蓝色的天鹅绒绷着的，玻璃窗也明朗，地板也异常洁净，而一车所坐的都是日本人。

我疑心是把车坐错了，坐上了头等，上了车后又私自跑下去看了一下车上写的宇，依然是在腰间的一条蓝带上写着白色的“二等”

两个字。

安奉铁路最初是日俄战争时日本人所修的军用轻便铁路。

战后日人采取自由行动改修，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廷被迫才签订了一项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为限由中国赎还的条约。

照约当于民国十二年满期。

但这些条约不用说是已经老早拉进茅坑里去了。

我经过那儿时，铁路竣工后仅仅四五年，因此一切的设备都还是新的，和旧了的京奉铁路比较起来，觉得中国实在是颓废得不堪。

铁路沿线的地面也是租借了给日本人，整理得秩序井然，用不着等到“九一八”

，早已经不是中国的土地了。

由奉天出发后整整费了一天工夫到达安东，在那儿因为是“国境”

，所有一切的行李都要经过税关检验。

在安东换了车，车上大都是回国去过年的日本人，带着家眷的很不少。

车上的座位和安奉路的左右两侧横列相对者不同，是一侧横列相对，另一侧仅有一条座位沿列在窗下。

我们把横列相对的座位占领了两个。

有一位三十来往的日本人带领着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很年青的夫人，在靠近我们的对侧找到了一个单边的位子。

男的用我所不懂的日本话在和同车的日本人打招呼。

次瑜愤恨地附耳对我说：

原来那日本男子是来送行的，回国的只是他那年青的夫人。

但我听见次瑜的翻译却没有愤恨到他所愤恨的那样程度。

因为我那天整天都没有吃饭，肚子真是饿得没法。

次瑜本是做过大官的人，在火车上的餐事是要上食堂车的，上食堂车时是一个人去，留我看守行李。

在京奉路沿线时，因为我身上还带有几个中国钱，我可以胡乱地在车站上买点杂食来吃。

但一转乘安奉路，车站上卖小食的便都是日本人而且要用日本钱了。

次瑜照例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去上食堂。

吃了之后他也叫我去吃，但他似乎忘记了我不懂日本话，而且也没有日本钱。

我看他没有把日本钱给我的动作，又有些胆怯不敢一个人去上食堂，因此我只好推说不饿。

其实饿了一天，委实是有点难于忍耐的。

那位日本人把夫人寄托了之后，等车快开时各自下车去了。

我把他的夫人看了一下，委实有点姿首。

一个瓜子脸，睫毛很长，眼仁很黑，只嫌粉涂得太厚了。

穿着和同车的家庭妇人们也大有不同，大约是当时日本的摩登姑娘罢。

车一开后，她的存在便成为了全车日本人的目标。

男的以一种难于形容的眼光看她，时时彼此耳语，女的眼光大抵出于嫉妒。

那女人用的东西，样样都比较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