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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19181923（第55页）

由达夫的《夕阳楼》惹起了胡适的《骂人》，由胡适的《骂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以后便愈扯愈远了。

张东荪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仿吾的《形而上学序论》的指摘，张东荪的“手势戏”

暄传了一时，成仿吾的“黑旋风”

也因而名满天下。

吴稚晖也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陈西滢对于《茵梦湖》的指摘。

还有是“诗哲”

徐志摩在《努力周报》上骂了我的“泪浪滔滔”

。

这场事件的因果文字，如有人肯好事地把它收集起来，尽可以成为一部《夕阳楼外传》。

但我们那位聪明的夕阳楼主，他是最先把兵马收了的。

这是后话，在下边自然要慢慢地谈到。

仿吾由长沙再到上海是在我们离开了上海以后，他便住在我们住过的民厚南里里面。

在他到上海之后不久，田寿昌受了中华书局的聘，也由东京到了上海，寿昌是住在民厚北里。

同在民厚里里面，一南一北地住着我们的两位同人，在局外人或者会想到创造社的进行是会要更加圆满的。

但不料在这儿有小小的一点意见，使寿昌和仿吾决裂了，并因而和我们断绝了关系。

事情是《创造》季刊二期出版之后，仿吾由长沙写了一封信给我，这是在季刊三号上发表的。

信中批评了第二期里面的作品，批评了达夫、资平和我。

中间有一笔带说到寿昌的《蔷薇之路》。

仿吾说他不知道寿昌为什么要把那样的文字来出版，他对于他的前途真是绝望了。

这封信我留在上海，留给仿吾编入第三期，是用红笔把那两句勾了的。

寿昌和仿吾起初自然是时相过从，不幸有一次寿昌在仿吾的抽屉中看见了那封信，自然也就看见了那用红笔勾了的两句。

那使寿昌感觉着很大的不愉快，中间虽也经过我的通信调解，但两人终于决裂了。

我早就在这样想，寿昌的离开创造社虽以仿吾的信为其近因，其实是有远因埋伏着的。

寿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人，那个学会本来就带有很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

寿昌在前虽不必便是怎样鲜明的国家主义者，但他在那一方面的朋友特别多。

一种团体无论是怎样自由的集合，多少总是有点立场的。

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入了一种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

寿昌以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而参加创造社，他在出马的时候便不怎样热心，可以说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友谊。

初期创造社本没有标榜什么主义，但至少可以说是非国家主义的。

这种意识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隐隐成为对立。

使寿昌因些小的意见便和仿吾决裂了的，是这种对立意识在作怪！

一九二三年三月，在福冈足足住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我，算把医科大学弄毕业了。

但终因自己的听觉的不灵，做医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抛弃的。

张凤举那时候在担任北大教授，他写过一封信给我，劝我到北京，说是周作人先生也有这个意思。

他说北大不久要开设东洋文学部，劝我去担任些事情，位置想不至有所计较。

他又说，知道我的周围有一位陶晶孙，他希望我介绍给他做朋友。

晶孙我介绍了，但是北京我却没有意思去。

我在日本虽然留了八九年的学，学的并不是文学，所谓东洋文学尤其外行，我当然没有去教人的资格。

北京没有去，带着家眷仍然回到上海，动身的一天又恰好是四月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