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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44页）

甪直有这样一位“小孃子”

，在我看来倒并不输于有杨惠之的罗汉。

九

出版部的组织，在《洪水》创刊后不久，曾经酝酿过一次。

那时是达夫来上海，他主张得最积极。

他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机关，处处都要受人继母式的虐待。

言之不胜其悲愤。

那是有点难怪的。

在被定性为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大抵的人都跳不出个人崇拜或行帮意识的那个圈子。

所谓文化人——其实是尤其厉害的：因为文化便是意识的表现也。

达夫本是发起创造社者的一人，尽管你自己没有那种意识，尽管你自己甚至在鄙弃那种意识，然而帮外尚有帮，那些帮外帮，好意的地或歹意的地，是在你头上打了一个商标的。

商标若日“创造社的才子”

。

不要说当时的达夫要受“继母式的虐待”

，就在现在，不是都还有人在广播无线电，说创造社的某某人曾怎样怎样，某某人又要怎样怎样吗？好在创造社虽然没有建立过什么大了不起的功劳，但也似乎还没有犯过什么万恶不赦的大罪。

鞭尸的健儿们，尤其和我们百不相干的一些日本的文笔勇士如M·S·之辈，似乎可以息一下身手了罢。

那一次的酝酿也曾由周全平计划过。

募股的办法记得是五十元一小股，五百元一大股。

我自己还破过一点费，印了四册比较讲究的三联式的股票簿，一册寄与广州的仿吾，二册寄与武昌的达夫与资平，剩下一册留在我自己的手里。

但那股份定得未免太高，事实上连自己要来记上一两小股，都感觉困难。

结局是大家都不曾发动，成了一场泡影。

但第二次又从新酝酿起来了。

由甪直回沪不久，全平趁着《洪水》满了半年，便把它收了回来自印。

同时又另外规定了一个募股的计划，把单位降低，规模缩小，手续简单化了。

记得是五元一小股，五十元一大股。

股东除应享的权利外，还规定有种种的便宜。

这计划又因手头有《洪水》作为宣传机关，一发表了出去，便俨如刺中了时代的神经，远近的青年便都翕然响应了。

就这样在闸北的三德里里面，于当年的四月一日，便看到了创造社出版部的开张。

然而，这开张，我自己是没有看到的，达夫也没有看到，仿吾、资平自不用说。

那原因呢，是在三月十八号，达夫和我，更和一位新从巴黎回来的王独清，一同往广东去了。

他的失职，据说是因为遭了学校内的国家主义派和一部分旧教职员的攻击。

不久连石瑛校长也遭了同样的运命。

一年前他们找我去，深幸我自己没有去，去了不还是在背上被人画了一个乌龟？

王独清的和我们发生关系是出于郑伯奇的介绍，因为他们同是长安人，而且似乎还是同学。

王还住在巴黎的时候，曾和我通过信，也曾寄过一些诗的译作来，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但我们是不曾见面的。

不记得是哪一天了，总得在二月尾上罢。

那一天的早晨我接到广东大学的来信，要聘我去做文科学长。

达夫那时住在四马路的振华旅馆，我便跑去找他。

我们商量好了，决定一道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