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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途次19261927（第35页）

他连连地把两手举起来摆着，“因为外边有不好的风声，我们是奉了上台的命令来……来……保护贵部的。”

——“多谢你们的好意。

但我们自己有警卫队，就有什么动静，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

你们的军队不好这样轻易地调动，反而要惹出不妥当的风声。

我请你从速把你的队伍调回去。”

那营长诚惶诚恐地便告辞了出去，接着是“立正！

……向左转——走！”

的号令声，那开来的队伍又从原路开回去了。

就好像是串演了一场空城计，在营长的司马懿走了之后，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场。

但就在营长退去后不上二十分钟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请示的人回来了，带来的邓主任的信件是很不以我为然。

他说我们政治部没有捕人杀人之权，在目前革命势力还没有巩固的时分，尤其是不可任性动作。

他叫我们把犯人严加看管着，再听候发落。

我得到他的来示自然不很满意；但我也私自庆幸，因为我慎重地请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够先意承旨地体贴了上司的意旨的。

一有命令不准杀，谁还敢妄杀呢？一场高兴不用说已经冷去了一半。

但是剩下的一半还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负号来。

第二天清早，武昌方面又派了人来传达邓主任的命令，叫我把郭聘伯立即解过武昌。

这个命令是表示着对于我们的绝对的不信任。

他在昨晚叫我们严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们解过武昌。

他怕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会要任性枪毙的。

我自己很不了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捕杀一名罪恶昭著的工贼会有这样的严重。

在我的意思，初到汉口来，在革命势力还未巩固的时候，正好雷厉风行地做些行动出来示威，借此也可以收揽民心；然而上司的见解和我们的却是正相反对。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时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汉口送往武昌却不是轻易的事情。

万一路上有了差池，谁好担待呢？于是又只得把十名警卫兵，留下两名在门外站哨之外，统统派遣去，护送着郭聘伯老爷过江。

门卫的换班暂时也只好用勤务兵来假充了。

二五

事实是这样。

在我们的请示到达武昌之前，郭聘伯的神通已经先到了彼岸。

他的党羽在总司令部告了状，说码头工会的人任意捕人。

这个消息把武昌方面的军事中枢歆动了一下，就在第二天便由总司令部出过一张布告，对于民众团体任意捕人的事严加禁止。

一有我的请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经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们又主张枪决。

这是很把邓主任作难了一下的。

他还有更严厉的他的上司。

因此，他也比我的请示还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过江去了。

事情只是这样的结束，在我虽是觉得不甚痛快一点，但也没有什么，因为逮捕的下手人并不是我们。

我们虽主张枪毙，但仅仅是一个主张，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请了示的。

但不料隔了一条江水，邓主任对于我们的误解却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在十八号的晚上那时在总司令部秘书处担任着工作的蒋先云给朱代杰写了一封信来，就为处理郭聘伯的事责备他们不懂策略，办事太幼稚，同时叙及邓择生向他诉苦，说我是一位感情家。

又说是我们几个四川人有点迹近把持，不应该在部中激成了广东派和四川派的对立。

十九号下午择生过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