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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途次19261927（第37页）

他说的话委实也是实际情形。

在当时一切工作计划是由代杰经手，一切来往文电是由德谟经手，鹤龄是长于演说的人，并且又通英、法两国的语言，所以对外的宣传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担任的。

他们三个人的确是一尊宝鼎的三根柱脚，我不过是代替着择生总成其事而已。

他们三个人要走了一个，政治部的事情一定会办不动。

又假使我走了，他们的兴趣也是会减少的。

我本来有一多半是闹着感情，听了择生的一席话把气平了下来，只好答应他又维持下去。

那一整天择生都留在汉口，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过江去了。

二六

九月下旬，总司令部终竟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战事的中心已移到江西。

总政治部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

各地方来归附的军队很多，凡是有来归附的军队，他们最先所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员。

所谓政治工作在当时的旧军阀们看来，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样，是成为了革命军的必要的徽章。

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

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

各方面来归附的军队既多，所派遣到各处去的工作人员也就不少。

胡公冕所带领的一个宣传大队，所有的宣传员，不久便被派遣一空。

连公冕本人也就不得不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总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后，有行营设在汉口，行营主任便是择生。

同时湖北省政府也相继在汉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择生。

他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自然很忙，因为工作关系留在汉口的时候多，顿在武昌城下的时候少了。

在南湖剩下的少数政治部人员在九月尾上索性统统移到了汉口来。

附属着的党红会也分遣到武汉各军的军医处服务去了。

最有趣味的，是那由择生所要过江去的工贼郭聘伯又郑郑重重地护送过了江来，仍然关闭在烟草公司三楼上一间小楼房里。

政治部一搬过了江来，工作人员添多了，同时内部的负责人员也由择生调动了一下。

他把编纂委员郭冠杰改任为总务科长，把属于总务科的财政股长也改换了。

冠杰是择生的同乡，也是陆军小学的同学，后来是改习了法政的，曾经在法国留过学。

他因为和我是同姓，时常称我“宗兄”

。

他是择生最亲信的人，时常肯把择生的私话来传递给我。

他初到汉口来的时候对我说：“择生时常说，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强，择生是十分敬重的。

在长沙时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汉口来的工作便杂乱得一点，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缘故。”

他一接了事之后，照政治部的规定，总务科长本是有批核一切来往公文的权限的，他便把德谟素来担任着的工作一手接过去了。

但他对于这层却没有经验，每天几十百件的公文堆积在他的案头不知道怎样处理。

过了三天又由邓主任的命令叫把所有的来往公文仍归德谟办理。

湖北省政府在当时真正是一种鱼龙漫衍的模范政府。

那个委员会五花八门地是什么人品都有。

有的昨天还是罪该万死的旧军阀，而今天便一跃而成为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勋。

在咸宁以后和我们一同驰驱过两天的詹大悲和李汉俊在其中要算是铮铮佼佼的第一流人物了。

省政府的内部组织是分成四科，科长秉承委员会的意旨受各委员的指挥以执行政务；其中的教育科，择生要叫我去担任，连委任状都下了，是总司令部第七号的委任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