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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蒋介石以后（第2页）

所以我也就成了一个“私娼”

，做了一个秘密的政治部主任；因为老蒋那时还在掩耳盗铃，他这个命令要到了南京之后才能够公开。

他已经相信我到这样的程度，既委我为政治部主任，又准备要我做扬雄——替他做《剧秦美新》的宣言，我真是枉也冤哉，看看便要由“私娼”

而公娼了。

我老早就想不顾一切，丢了就跑；但是我一人跑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跑了，我们那里的几十个同志不免就要大受冤屈，要带着几十个人同跑那可不是很容易的事了。

在南昌所过的烦闷的生活，现在已用不着回述，一句话归总，就是无时无刻不是想跑的。

好了，我们奉命到九江了。

在九江跑是比南昌更容易的，就带着几十个人同跑也并不是好难的事情，因有一水之便，一船便可以跑回武汉。

但是那时候我们的野心又起来了。

三月十六号到九江，“三·一七”

惨案发生后第二天他就叫我们先到安庆去。

我们以为只要离开了他，在安庆还可以做些工作，所以又决心赶到安庆，但是结果是我们前脚到，他后脚就来，来就发生了“三·二三”

惨案。

一个炸弹打下来，把什么都打得一个粉碎，还说得上什么工作计划吗？又加以“三·二三”

惨案我算是他的阴谋的一个破坏者，我的真面目他应该知道，他一定是含恨入骨的。

我们假使还要在他的口中，那是只有听他咽下了。

但不料准备着早迟听他咽下的我们，却遭了他的恩赦。

他在二十四的清早，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我，信是这样写的：

沫若同志，等候不及，中正先赶赴下游，兄与一民兄同来。

中正。

得到了他这张赦令，我们那时候是怎样地快活呀！

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那样地放心，竟肯把我们放手。

或许他正是不放心，所以才没有叫我跟着他去的吧？但这个哑谜儿，我现在也没有工夫来猜想了。

我们虽然脱离了他的虎口，但仍然是在他的虎肘中的。

朱一民就是监视我们的人。

而且自从他走了以后，安庆的左派分子都集中到总政治部的周围，总政治部和他们总司令部形成了两个对垒。

青红帮的流氓们天天造出谣言，要来捣毁总政治部，并且要用暗杀手段来对付我们。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那几天，我们真正是有点岌岌不可终日。

那时候上下行船都没有，真正是如像陷在天罗地网里面的一样。

其实安庆当时的局面，自老蒋走后，在客观上或许还缓和了些，不过在主观上我感觉得十二分危险的，是在二十五日我去游说过一次李宗仁以后。

二

李宗仁的江左军总指挥部是设在安庆的工业学校。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我和辛焕文同志两人去访李宗仁。

李宗仁是我的酒友，同时如像李仲公、朱一民、俞飞鹏诸人都是我的酒友。

我是借酒来韬晦，同时也是以酒为钥匙去打开他们的秘密关锁。

可是酒给我的恩德也就不浅了，我的两耳几乎要成为全聋，我的睡眠也被它替我剥夺掉了。

以后或许是我用不着酒的时候了吧，这是我的一个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