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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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蒋介石以后（第21页）

她和我的夫人是在彼此通信的，久不得消息了，她也很在关心。

她说我比从前在上海的时候强壮多了。

店主人是要在楼下坐店的，招待我的责任就由她一手承担，倒使我心里非常地难受。

我感受着一种谢意的浓重的压迫。

每逢楼下有中国人来买书的时候，他一定要跑上楼来告诉我。

她知道我的听觉不敏，总是要把她的嘴挨近我的耳边递话：

——“楼下有中国人来买书了，一定有认识你的人在里面，你暂时不要下去。”

像这样很细密的对于我的关心，我真是感觉得她就跟我的姐姐一样。

但我这人也很奇怪，我愈受着别人的优待，便愈觉得不安。

不怕他们那洁净的楼房，整列许多书橱的楼房，对于我是十分的安全，但我总想能够离开得愈快就愈好。

民治走上楼来了。

相隔仅一月，差不多到了不认识的程度。

面色很黄黑、很清瘦，一眼看去就是饱经了忧患的神情。

他一上楼来就叫我：

——“走，走，车在外边等。

这里可以‘派司’吗？”

——“不要紧的。”

我说着把正在读着的一本《西洋社会运动史》放还原地，便随着民治下楼，向主人夫妇告别。

他们苦口留着我，怕我出外危险，劝我就在他们的楼房里居住，我辞谢了。

主妇跑上楼去，把刚好抽了一支的“司令牌”

拿下楼来。

她说：“我们家里不吃烟，请你带去吃吧。”

我没有接受。

她的丈夫去包书去了，因为我买了两本书。

他把书包好来递给我，看见桌上的烟，也说：

——“你把烟送给高先生吧。”

他的夫人说：“我送给他，他不要呢。”

——隐隐含着一种埋怨的意味。

我心里觉得很对不住；烟是她亲自替我买的，送给我我又不受。

但我要受时，我实在受不住这重重的谢念的压迫，所以我也只好忍着心不受。

——“不危险吗？你要当心些呢。”

他们一直把我送上了汽车。

汽车上坐着文彬与焕文，大家的欢愉充分地表示在握手的强度里，眼光的明发里。

文彬正想说话，民治把手一捏，把嘴一呶，我们大家都沉默着了。

十里洋场，一街都是洋丘八，轰隆隆地乘着一部敞的大汽车跑来，轰隆隆地又乘着一部敞的大汽车跑去。

乘马的、乘阿托拜的、乘摩托的、走路的、站岗的，步枪上都上着刺刀，不知究竟在戒备些什么。

天气尽管是十分晴明，市面尽管是十分的繁盛，但总横溢着一种十分严重的惨淡的空气。

所谓“白色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