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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蒋介石以后（第4页）

那天有一只兵舰开来，朱一民发出一个通告，要总部各部处的人全体准备出发赴南京，这时候真令人两难。

同去呢，不仅工作做不动，且又陷入老蒋的虎口之中。

不去呢，老蒋立地就晓得我们是反他的，他一封电报给陈调元或者其他的任何青红帮的首领，都可以囚禁我们，甚至致我们于死地。

幸好一只兵船载不下总部全部人员，我们等他们各部处的行李、人员都上了船，朱一民也上了船，船快要开的时候，才派辛焕文同志去问一民说，我们有几十担宣传品和几十名人员，该安置在哪里；一民说没有地方安置。

我们便叫他们先走，随后另外弄一只差船赶去，于是便闪过了这一重难关。

我们和老蒋以及他的爪牙，便全部脱离了。

安庆非可久居之地，青红帮已与我们为仇，随时都可以袭击我们。

我从二十六号起已经改了装，移住于城外候船，但是船是始终没有的。

一直等到二十八的一天，杨正宗同志领导着南昌留守的人员，坐了一只差船来到安庆，我们才遇见了一个救星，一个意外的救星。

我们离开南昌的时候，留了一部分同志在后方留守。

我们所担心的便是这一部分人，怕的是我们与蒋脱离了关系，他们会不能走脱。

亏得杨正宗同志也是善于“做上层工作”

的人，他竟把总部留守的张群瞒过，能够公开地带领着全部人员出发。

他们不仅是做了我们的救星，而且给了我们无上的安慰。

我们在安庆江边重逢的时候，真是如在梦里了。

二十八日全体同志都上了船，我们是决计到上海去的。

因为船上没有灯也没有旗号，便派人到第八师去接洽。

快要到午后两点钟的时候，派去的人还没有回来，朱克靖同志和他的夫人来了。

克靖是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他是从武昌来的。

过九江时船没有停，便一直把他拖到安庆来了。

他把武汉的情形告诉了我，说是中央已有坚确的决心一定要罢免蒋介石。

同时他是负有重要的使命到九江去报告朱培德军长的，他要求我们把船送他回九江去。

往返九江也不过三两天的工夫，再加上海方面我已经派了十个同志去做工作，那方面也还有许多重要的人可以指挥一切，所以我就决计送他回九江。

三

那时九江在形式上还是反动势力的下边。

我们到九江是三月二十九号，国际工人代表团也是在同一天到的。

到了九江，我同克靖便去见朱培德军长。

我把安庆的情形报告了他，朱军长显得很有决心，也像很有计划。

他当天便发出了命令，把当涂的第九师团调回，集中安庆。

南浔铁路沿线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第三军的势力范围。

江西方面蒋介石的残部是很惊惶失措的，不过他们依然还在蠢动。

同时就在我们到达九江的一天，我们还得着一个顶快心的消息，那就是中央在三月二十三号已经罢免了蒋介石的职权。

那时候我们真是高兴，以为从此长江下游更是不成问题了。

朱军长及其他同志们劝我在江西再做一番工作，我也觉得还有到南昌去一次的必要，因为一切的通信机关都被蒋介石封锁了，安庆“三·二三”

惨案，连相隔仅仅几点钟水程的九江竟连一点风影都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趁着这个时候，把蒋的罪状宣布出来。

所以我便把部里的人除掉少数人留在九江之外，统统遣回了武汉，我的意思是要他们回来报告消息的。

我于三月三十日便同克靖同志同赴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