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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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轰炸中来去（第8页）

听着这些开心见肠的话，使我也开了心，我没有想出有这么多的人会关切我。

不过关心者似乎把我估计得太高，其实我的生活虽“苦”

，并不怎么“清”

，苦得实在是有点焦头烂额的。

已经是过往的事了，不妨在这儿说一说。

记得在八年前中国钱最贱的时候，有一个时期，三块大洋勉强可以换得日本钱一圆。

在那时尽管运着一枝笔，从早写到晚，寄回中国去卖的中国钱仅仅只能掉换得少数的日本老头票。

一家六口一月靠着四五十圆的老头票（约当留东学生的一个人的平均生活费）过活下去的，也有好几个月。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一部《两周金文辞大系》，费了两年的工夫研究出来的成果，写信给商务印书馆求售，遭了拒绝。

没有办法，只好去求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店，书店老板却只肯给我三百圆的版税。

我嫌少了一点，因为那种书是很难望再版的。

老板说：要晓得啦，三百圆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啦。

这话虽然有点伤我的尊严，然而却也刺中了我自己的最软弱的要害。

自己虽然迟疑了半个月，然而毕竟还是抱了那部书去换了三百圆老头票到手。

从此，我的关于考古一方面的著作也就接一连二地在日本印出了。

于是西园寺公望对我怎样怎样，日本政府又对我怎样怎样的谣诼便在国内传播了起来，险些儿没有把我定成“汉奸”

。

仅仅隔着一个东中国海，我们对于日本的认识，不知道何以竟隔膜得那样。

我可以坦白地再说几句话：西园寺公望看过我的书是事实，看后向人称赞过也是事实，但他和我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直接关系。

我不愿意借他来抬高我的身价，我也不愿意拿我去抬高他的身价。

他固然是日本元老，而且是值得尊敬的一位国际政治家，然而说到古器物学的研究上，他究竟只是我的一名爱读者而已。

说到日本的官吏、日本的学者们，他们最初只把我看成落水鸡，把我的著作看成水中的鸡粪；然而待到他们的元老称赞，西欧的学术界也生出了反响的时候，他们便刮目相看了。

真正是透顶的势利。

势利的民族，我怕日本人要算是世界第一。

一些研究中国学问的所谓“支那学者”

，连中国文都还读不断句，而他们的心目中却彻底地藐视中国人。

但一遇着西方“支那学者”

的横行文字的著作时，却奉若拱璧、五体投地，不是“马斯伯乐（Maspero）曰”

，便是“卡尔格伦（Karlgren）云”

，这和日本军部在上海散传单，声明要打中国共产党，而同时日本的天皇却在欢宴苏联大使，不正是同一国民性的表现吗？

——我近来简直专门在做秘书长了。

仍然是张群在对我说。

——怎的？

——喏，政治会议的秘书长是我，国民政府的秘书长是我，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又是我。

一个人兼任三个秘书长。

我觉得中国的人才太少，能者太多劳了。

听了张群的话，我这样想，但没有说出口来。

一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