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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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生活面面（第2页）

那是一栋比翼建筑，站在月台上两家便可以打话。

更不久，周公和邓大姐也住到靠近山顶的一栋，在我们的直上一层，上去的路正打从我们的书房窗下走过。

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好邻舍，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当时的生活尽管是异常忙碌，差不多每天清早一早出去，要到晚上，甚至有时是深夜才能够回家，但在夜间月下的散步，星期日无须下山，或者有友来访的时候，可留下了不少的甜蜜的回忆。

我们在东湖里游过水，划过船，在那岸上的菜馆里吃过鲜鱼。

浓厚的友情，闲适的休憩，是永远也值得回味的。

而且，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

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

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作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

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实在一点也不错，武汉大学那个区域，的确是武汉三镇的一个物外桃源。

二　随风吹散

在好些利用星期到东湖来访问我们的朋友当中，《大公报》的张季鸾是很稀罕的一位。

我记得是五月中旬的事，他是和王芸生两人同来，立群还亲自做过饺子来款待他们的。

张季鸾和我们的友谊应该说是双倍的。

他和我是日本的先后同学，同属于大高俱乐部（日本帝大及高等学校的同学所组成），而且同是拿笔杆的人。

他和立群，可又算得别有渊源了。

大家该还记得，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两个月，有一位《大公报》的女记者在上海自缢的事吧？

那就是立群的大姐于立忱了。

她是北平女师大出身，因为搞政治活动被入狱，获释后加入了天津《大公报》。

但不久得了肺病，便到日本去就医，她是受着《大公报》津贴的。

养了两年病，虽然渐就痊愈，但还没有断根。

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一天一天地明目张胆起来了，东京留学界的爱国分子自然不能够坐视。

立忱因此也就稍稍有点活动，不料竟受了报方的警告。

张季鸾写信给她，要她回国，不然报馆的津贴是要停止的。

立忱被迫便于三月返沪，而于五月自缢了。

死时留下了几句哀切的遗言——“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好像是在述怀，也好像是在求恕，一个浪花便永远消逝了。

据立群告诉我，立忱死后，张季鸾在营葬上曾经帮过一些忙，还有意建立墓碑，结果因抗战爆发，没有实现。

张季鸾和立忱是有情愫的，曾经写过很多信给立忱，信都写得很长，而且缠绵缱绻，竭尽了倾倒之忱。

魏晋体的毛笔字颇为典丽，署名却都是“幼林”

。

幼即是季，林即是鸾的音变，是毫无疑问的。

那些信在复员后我都看过。

从那内容看来，张季鸾很明显地是有过不合理的要求，而遭了委婉的拒绝。

于是他们便保持了很深切的柏拉图式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