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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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生活面面（第4页）

回国是七月二十七日，事前是得到南京政府的谅解的。

八月初取消了我的通缉令，九月尾上我应“召见”

去过一次南京。

张群那时亲自对我说，政府允许我回国，是在庐山会议时他对蒋提出而得到谅解的。

通过陈公洽（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再由郁达夫（当时在福建省政府任事）通知了我。

那是五月里的事。

当时没有公开请我回来，是顾到我的安全。

但到事变发生后，我竟“毅然”

地回来了。

照这样看来，我是应该向他感恩的了。

然而我却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他为什么要去说情，而他的说情又为什么能够邀准，那秘密我是知道的。

还是让我自己来揭穿吧。

在日本亡命，一方面受着家累，一方面受着日本宪兵与刑士的双重监视，无事可做，我便把很多时间费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

我在东京先后印行了八九种这类的研究，借以供家养口。

日本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读到了我的书，他恭维了我。

于是日本的学术界和新闻界便鹊噪了起来。

传到我们贵国更锦上添花，竟说到西园寺和我成了至交，“二二六”

事变时，西园寺跑到我的寓所里避过难。

造这些谣言的人，起初是想把我送葬的，意思是说，“郭沫若已经准备做汉奸了”

。

但谁知道却发生了意外的效果。

十年没有过问政治，在专心考古，是西园寺的“至交”

，号为“知日派”

的张群，难道还不想把这样的人来利用利用吗？所以张群的说情，并不是看起了我郭沫若，而是看起了西园寺；蒋之允许取消通缉令也并不是欢迎我郭沫若，而是欢迎西园寺呀！

虽然抗战了，南京政府一直在和日本勾勾搭搭，而张群和张季鸾也就是这勾搭的主要引线人。

他们之所以要我回国，其主要目的也不外是要一位“西园寺的至交”

来帮帮这样的忙而已。

话得说回来了。

四月间三厅正开始工作的时候，张群向我推荐了一个人，拿着他的信来见我。

这人的姓名我不记忆了，是张群的亲戚，一位日本留学生。

编制已经满了，无法安插。

如推荐为设计委员时，资望又不大够。

我倒很坦白地回了一封信去，希望张群直接去信给陈诚，陈诚一定会买他的账，可以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出来的。

这件事以后没有下文。

但没有想出隔了三四个月，我们在东湖第一次会面，而张群却把那推荐书的辞句记得那么清楚。

愕然之后握别了。

以后这位张“大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