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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季高父亲的赎罪（第6页）

父亲平静地听完老师的告状之后，居然慈爱地摸摸我的头，说了一句：“小鸣，怎么啦？”

气得老师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

后来“文革”

期间，我这个出身不错的班主任成了学校的红人，为了报这一箭之仇，他接二连三地发动同学批判我，重点就是要我交代怎样受反动家庭毒害的。

交代不满意，下次再斗。

一次，我到牛棚给父亲送东西，看守们闲着没事，拿我们这些犯人家属逗瞌睡。

非叫我谈谈对父亲罪行的认识，我一声不响，双方较劲儿，整整憋了一下午。

还好，他们居然没有揍我，却毫不犹豫地将我的反动态度反馈给了学校。

而当时学校当家的，恰好是我的班主任，于是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直到一年以后，这位班主任老师被人查出，当年反右的时候，他被划为中右，也垮了台，我才重回学校读书。

那时候，有个大人跟我说，你跟你爸爸太不一样了。

你爸爸人家怎么整他、打他、折磨他，他都一声不吭，全然顺从。

可是你，却总是反抗，哪怕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也要跟人对打。

父亲在他所在的农场，是挨整最厉害的人。

在牛棚是挨打，差点被打死。

后来下放劳改，从汽车上摔到水泥晒场上，口鼻流血，昏迷不醒。

没有人管，妈妈拖着他拦了一辆顺道的汽车送到医院，才算是从阎王爷那里又转回来了。

但他对整他的组织，真的一丁点怨气也没有。

他坚持认为，自己是个做过反动军官的人，在新社会是个罪人。

无论人家怎么整他，都是应该的。

他一直都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交代自己的所有问题。

不仅交代自己的问题，连自己妹妹小时候上庙里烧香扶乩，做扶乩童子的事也说了出来，害得我姑姑被所在单位整，非说她是一贯道。

“文革”

后期，我无意中看了他写给我三伯父（也被划为右派）的一封信。

他在信里说，我们现在是在做狗，但我们要争取做成人。

其实，他不知道，在那个社会格局中，他一辈子也都变不了人。

漫说他，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一个国民党军官，就算是他的儿子我，也是一个样，只能做狗，不，狗崽子。

“文革”

前，就算是父亲很受重用的年月，学习成绩很好的大姐也不能考大学，只好选择上了中师。

“文革”

结束后，牛棚的看守和打手被作为替罪羊，当所谓的三种人来整。

上面要父亲检举都是谁打了他。

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我都忘了，记不得。

他非常清楚当年主导整人的都是哪个，前面打人的都干了些什么，但他一个都不打算追究，也没有追究的兴趣。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辈子埋怨、抱怨过任何人。

整他、打他的，他不追究；帮了人家，人家反过来抱怨他、骂他，也无所谓，他甚至连申辩都懒得说一句。

活儿再忙、再累，只要有一点空隙，哪怕5分钟，他倒下就可以睡得着。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心能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