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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读史札记（第3页）

在过去的时代，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溺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

虽然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不说是一个恶习。

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得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

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对于拯救婴儿灵魂，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

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

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

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但是就是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

了有关的讹言。

轰动全国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

当然，由文化隔膜导致的冲突，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并不稀罕。

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风习固然怪异，中国人见得多了，自会见怪不怪，随之而来的会是理解，甚至和解。

只要彼此没有将误会中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刻板印象，冲突就会消散。

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

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

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劻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

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扑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地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

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

，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

后来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

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阅教务教案档案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地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面目。

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

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

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

“教方恒胜，民方恒屈”

，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

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

有的教案，当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

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

（参见《被燎掉的大胡子》）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

，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