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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由新政谈起（第3页）

因为费用极低，一点米，一条干肉（标准的束脩）或是别的什么都可以（事实上，农村里的教书先生仅靠教书是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的，他们往往还要种地糊口）。

农村的私塾虽然有许多层次，乡绅的家塾师资和条件都比较好，强宗大族的族学，条件也不错，但更普及的却往往是那些根本不起眼的，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乡塾。

事实上，那时农村的私塾教育，至少是那些最低档最普及的私塾，其功能和导向存在相当程度的分离，私塾的功能当然首先是把个别的农村孩子教成读书人，其中只有极个别中的极个别分子可能进入科举的程序，但是其次，或者说是主要的功能则是教众多的农家子弟认识几个字，有的还教一点珠算，好让他们能记个账、看懂文契和官府的文告。

除了这两种显而易见的功能外，私塾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功能。

这第三种功能是与传统农村的生活状况紧密相连的。

我们都说，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礼俗既是农村日常活动，也是农村人的基本行为准则。

但是，无论是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还是年节庆典的各色风俗活动，都离不开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参与其间，既要主持喊礼，又要从事各种文字事务。

显然，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都要靠私塾这种旧教育，新学堂是不沾边的。

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对生活并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实际则不然，农村人不仅日常调解和叙事话语要依赖它，而且乡村组织的活动、农村人的风俗行为没了它也无法正常运转。

新政教育改革的结果，不仅是吸走了乡村的精英（新教育与旧教育不同，需要师资和设备，学堂办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出息，走得越远，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欧美留学），而且无可挽回地毁掉了乡村的教育。

问题是，尽管新政的改革力度不能说不大，虽然说先进的中国人学西方也学了几十年，洋人也进来了几十年（主要是洋教士），但当时的中国农村，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村，有的地方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是牛耕人种，跟西方人没有来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

传统的农村，没了传统的读书人，就等于没有了乡村文化的灵魂，而没有了私塾，传统的读书人也就没了传承的渠道，终有一天会有油尽灯枯的时候。

其实，用不着等到那一天，自新政以后，农村的社会生态就已经开始被破坏了。

这种破坏，并不止于旧教育毁去、新教育不来，而是农村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

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但灵魂却已丧失，日见凌乱和无文，乡村的组织，从宗族到乡社，无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中国的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深渊。

20世纪30年代许多有志之士从事的乡村改良试验，往往从乡学的建设入手，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只是，他们的努力无法使这个已经扭曲变形而且残破的乡村世界复原。

几千年来，中国经历过多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乱和破坏，农村总是保持着自己的弹性，往往能够很快地从破坏中恢复，在变化中适应，其强大的组织力和整合力，不能不归功于乡村世界独特的文化状态，那种大传统小传统水乳交融的结构，那耕读难分的传统，那生生不息的礼俗传承。

在中国农村，绅士和农夫没有截然不可逾越的界线，上层文化也难以离开下层文化而独自生存，反之亦然。

中国的现代化也许是必然的，但这种大规模异质文化输入背景下的现代化，似乎必定要导致中国乡村文化的破败。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属性是城市，而东方则是乡村，城市必然要吞噬乡村。

新政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但当年教育改革的过程却并没有因江山的易代而中止它的步伐，西式的教育，从开始的不伦不类逐渐变得有模有样，但是教育的每一次进步，往往都以损害农村为代价，只有毛泽东在“文革”

期间用政治强力想使其逆转，然而，却戏剧性地付出了整个国家倒退的巨大代价。

也许，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农民，像美国一样，只有农场主，没有农民。

可是，在中国，行得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