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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医还是中医（第2页）

、“国”

“西”

，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

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

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

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闹的“科学与迷信”

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

论争，双方的立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

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

。

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

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

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

（《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

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如是一来，中医们的底气未免比西医要差了一点，毕竟要论科学，人家才是正宗。

所以，在此次论争中，西医总是咄咄逼人，大有气吞对手且气壮山河之势，在他们口中，那些请愿的中医不仅是为了保住自家饭碗的蝇营之徒，而且简直跟拳匪（义和团）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

这里，余岩的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不可不录：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

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

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舻千里。

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技**巧之学矣。

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

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

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论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

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域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

是逞一朝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

（《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七日）。

这种抑扬顿挫、且骈四俪六的行文，不说是字字珠玑吧，至少在气势上令对手哑上半晌，看来我们西医的文字与中医一样，都是八股制艺老家底的货色（这一点中医似乎又差了一招，西医可以用八股文章来骂阵，而中医却没法炮制一篇洋文字回应）。

文字本身是什么形式并不要紧，关键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论法让人受不了，直是将亡国灭种的罪过，一古脑都怪在中医尤其是请愿不要废止中医的人们头上了（看来，中国产生大批判的文字一点都不奇怪，不吵架则已，一吵则非上升到“路线”

高度不可，从市井婆媳到海上闻人概莫能外）。

在作者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像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长枪与枪炮一样，一个该送博物馆，另一个才是当世之骄子。

中国人的进化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学说教出来的，这种教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混进了两个等式：西等于新，中等于旧。

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

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

而中西医之比，却远不像中西枪炮舰船那样简单，在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的和时髦的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其实并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

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许多庸医，甚至江湖骗子（这一点，当时西医的记录也不见佳），但真才实学之辈却也不在少数，他们手下的医疗效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