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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报告与大字报（第3页）

小时候的我相当愚笨，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私下里干的那点出格的事，老师总是了如指掌。

进入中学，已经是“文革”

的后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里聊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老师甚至校领导的耳朵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直斗得我发昏。

当时我并不明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普遍的风气的反映，并非我自己特别的倒霉。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可爱的风气现在也并没有止息，大概属于宋玉说的那种“大王之雄风”

吧，刮得那么理直气壮，浩浩****。

不仅大学生干了什么有人向上汇报，就是老师也有学生检举揭发某些思想倾向的问题。

当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我所指的并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检举。

事实上，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反倒没有人敢于出头了。

在经过了大规模和频繁地用群众运动来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时代，终于发现周期性地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的“四大自由”

，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收发自如，弄得不好还会造成大众性癫狂，贻害无穷。

于是，上层的人们觉悟了，在毛以后的时代，已经被明文写入宪法的“四大”

被一脚踢出，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提起。

就是一般老百姓，由于对“文革”

心有余悸，想到大字报满天的情景难免打哆嗦，所以也宁愿离“四大”

远远的。

大字报在流行了几千年之后，第一次不仅在上层而且在下层也变成了没人理的臭狗屎。

在一个人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缺乏适当的宣泄渠道的社会，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大字报和小报告实际都只是这种社会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衍生物。

没有人生下来就会打小报告，更没有人天生会刷大字报，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行为是制度环境塑造的。

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字报和小报告这对难兄难弟，跟官场权术和宫廷阴谋一样，导演了无数哭哭笑笑的悲喜剧，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形政治机制。

而另一方面，大字报和小报告也可以说是某种畸形的社会宣泄形式，特别是大字报，几乎成了正常年代无权的人们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测社会状况的晴雨表。

对这对难兄难弟爱也罢，恨也罢，自以为得计从容利用也罢，实际上都没有越出传统政治的窠臼，自然也难免传统政治的悲剧。

封杀了大字报，却依然吝啬给人们说话的机会，但人总是要说话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渐渐地政治笑话和小道消息泛滥成灾，现在又有了无所不在的网络，大概除了色情内容以外，网上口没遮拦的“大字报”

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了。

糟糕的是，对于这些饱含恶毒攻击内容的东西，即使配备上百万的网络警察恐怕也难以全部封杀，我们的党和政府官员只好听任网上的大字报将他们妖魔化，而百口莫辩。

大字报和小报告虽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实际上在人们的眼里后者却更伤德，更为人们所不屑。

今天，前者已经被明令取缔，而后者却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

朱元璋的那个悬赏“大银两个”

的上谕，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北京过去的国子监的碑林里，如果还没有被酸雨腐蚀掉的话，那么有心人真应该拓下广泛复制，也放在现在的“国子监”

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