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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老爷兵（第2页）

好像还是担心自家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得不够窝囊，宋朝皇帝在给军队加了许多无形的负担之后，又拴上了绊马索。

每次临战，都由皇帝发给类似《三国演义》上诸葛亮给赵云的那种“锦囊妙计”

，即“阵图”

，事先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哪一个，按图行事。

可惜，宋朝皇帝看来没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凡是按着阵图打仗的，没有不败的，哪怕一次例外也没有。

“拗相公”

王安石挖苦宋太宗赵匡义，说他曾给边将“诏付两卷文字”

，说是兵机尽在其中，敌人来了，如果这样，就开这卷，如那样，就开那卷。

结果如何？不问可知。

王安石甚至说，人如果还有点才略，绝不会乐意在太宗手下为将，因为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

（《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不过，失败归失败，皇帝从朝堂之上御将指挥的决心却坚决不肯动摇半分。

为了使前线将帅能够更乐意遵从阵图的意旨，皇帝还特意规定，凡是按照阵图打的，败了无罪，如果不按阵图，那么即使胜了，也有罪过，如果万一败了，那么就要杀头掉脑袋。

这样一来，可苦了那些拖枪上阵的士兵们，边境的黄沙年复一年地掩埋着他们无谓牺牲的尸骨，既保不了家园的安宁，也无法减轻因年年纳贡而增加的百姓负担。

宋朝中央军叫禁军，地方军叫厢军。

庞大的中央军如此不中用，弱小的地方军就更不济事，州县虽然也号称有兵，不是老弱病残，就是由村夫临时顶岗，弓甲不完，器械坏朽，别说抵御外侮，就是本地的稍微大一点的毛贼，也对付不了。

某知州曾感慨说：“本州禁卒，不满千人，皆侏儒不及寻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大概是武二郎去了中央做禁军，武大郎留在地方当厢军。

《水浒传》虽然是明人的作品，但说的确实像宋代的社会实情，像宋江等梁山好汉那样，走州过府，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路过的州县连个屁都不敢放的情景，其实就是宋朝地方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王伦起义，规模并不大，但所过州县纷纷弃守，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婴其锋者”

（《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

更有甚者，宋仁宗庆历三年（1044）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伙“贼盗”

来到高邮，知州竟然“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营，且厚馈之”

。

结果贼盗一高兴，没有在高邮动武，离开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

这种事情，无论发生在哪个朝代，都是绝对的新鲜而又荒唐，给点金帛牛酒就能打发的贼盗，也就是些胸无大志的毛贼，如果不是手里实在没有兵可守城（在冷兵器时代，守城毕竟是比较容易的，小毛贼又不大可能有大型的攻城器械），知州断不会出此下策，因为朝廷知道了要怪罪的。

兵者，凶器也，可是统治者却一天也离不开此物。

手攥得不紧，兵之“刃”

容易伤了自己，攥紧了又容易将之变成废物和摆设。

大概只有在不紧不松之间走钢丝，才能得兵之利而远兵之害。

宋朝的兵制从根本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虽然非常有效地遏制了兵之害，但却使宋朝的兵成了历史上最无用的兵。

兵的存在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用，没有用的兵，其实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好在宋代的经济比较发达，兵的无用可以使“金帛牛酒”

来弥补，从中央到地方，弥漫着花钱买太平的绥靖主义空气。

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无论是契丹、党项还是后来的女真人，都迟迟下不了入主中原的决心，而更乐意贪图美女玉帛的源源而来，不管是掠来的还是人家送上门的，北宋就是这样苟延残喘下来了。

对于每一个朝代而言，相邻的上一个朝代的“教训”

总是最让人难忘的，如果不是五代时期骄兵悍将的强烈刺激，宋朝的兵制断然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令人感到有些滑稽的是，这样一个把兵弄得窝窝囊囊的兵制，竟然出自宋太祖宋太宗这样两个赳赳武夫之手，也许，只有真正的武人才知道怎么样整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