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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第1页）

三、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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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上，某些比较稳定的化学物质的分解需要一定的压力和触媒的作用。

晚清士林的分化也同样需要一定的压力和介质的作用，这压力和介质均来自于西方，西方步步进逼的侵略就是压力，而西人、西器与西学的存在就是促使士林分化的催化剂。

近些年来，有些国外学者比较强调中国士大夫阶层在近代变化的内在线索，好像没有西方的压力和挑战，士大夫也会最终出现近代色彩的演变。

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中国士大夫在鸦片战争前是出现过一些变化的苗头，但这种变化是在中国文化体系内的循环，无非是经世致用或者朴学考据；汉学或者宋学；今文经学或者古文经学。

没有很强烈的外部刺激和有系统别种文化的输入，这种循环是很难被打破的。

士林的分化是沿三条裂纹进行的，第一条裂纹是纯粹由西方的介入造成的。

基督教借中国大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之际，十字架随着军旗，大模大样的踏入了中国的城乡。

在这场几乎是立体的文化冲突中，教会学校也挑战性地渗入中国。

直接向由士人垄断的教育领域发起挑战。

据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的统计，到1875年，教会学校总数达到约八百所，学生两万余，而到19世纪末则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

在19世纪，不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新教各派，他们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层次大都比较低，传教士教师对学生的信仰显然比对他们的教育程度更关心。

据教会自己的调查，许多教会学校“缺少教学人员，设备极差，有的设办在租赁在中式房屋里，某校‘有地无屋’；另一所学校的全部设备只有‘地图若干幅，一块黑板，一个小风琴’。

……只有少数学校有阅览室，圣经学校图书室的藏书平均不超过五十册。”

比较重视教育的新教差会所办的学校尚且如此，其他的教会学校可想而知。

而且，进入教会学校读书的，大多数为教民世家、贫寒子弟或者处于社会边缘家庭的子弟，这些人即使有了读书的机会，也不被传统的士林所承认。

但是，只要这种“异己”

的教育存在而且继续膨胀，事情总有一天会产生变化。

渐渐地，由于通商口岸与洋人打交道成为一种报酬丰厚的职业，而一些较好的教会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特点，吸引了一些身处通商口岸，较为开通的商人和富绅子弟，加上长期教会教育的积累，终有少数精英脱颖而出，出身天主教徐汇公学的马良、马建忠兄弟，出身英华书院的郑观应，出身香港圣保罗书院的伍廷芳以及颜永京（颜惠庆之父）、林森和更早的容闳等人，最终以自身无可替代的才智，得以跻身士林，进出上流社会，赢得了偏见不重的传统士人的尊敬。

形成了士林中独特而且在日益扩大中的一小群人。

士林分化的第二条裂纹是从中国人自己应付西方挑战的行为中出现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洋务学堂，经过艰难而扭曲的一段过程，陆续培养出了一批西学人才。

而最早的洋务留学计划，虽然中道流产，但也有少数人成才。

当然，洋务学堂和出洋留学在那个时代同样是被人看不起，尤其是为传统士林所轻视的，因此，体说具有功名的士人羞于或不敢厕身其中，就是一般家境较为富裕的平民子弟也不愿报考。

19世纪70年代初，曾国藩委托容闳组织第一批幼童出国时，第一批应招入选的30个名额，竟无人响应，主要靠了上海买办徐润的现身说法，才从广东凑足了数，因此这30人中有13人来自于徐润的家乡广东香山。

后来暴得大名的詹天佑也在其中，他能够应选是因为他的乡里一位做洋人生意的商人答应如果詹天佑出国，就把女儿许给他，这才打动了詹天佑的父母。

但是洋务学堂和留学毕竟与教会学校不同，它们是清朝官方认可的学习西学的路径，而且入学者有着较为优裕的待遇，毕业后也有当官为宦的出息（虽说升迁较难），所以还是吸引了一些家境贫寒的下层士人厕身其中。

据王文韶日记记载，同文馆成立之初，某个境况不好的正途京官也欲报考，最后被家人所阻。

类似这样有心报考的正途士人还有不少，但最终迫于舆论不了了之。

由此可见，官方的西学途径还是能有人问津的。

正因为如此，从这个途径出来的人才，远比同期的教会学校为盛，比如留美的詹天佑、黄开甲、梁敦彦，同文馆的蔡锡勇、张德彝，广方言馆的陆征祥，船政学堂的严复、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萨镇冰等人都是一时之选，成为中国日后近代事业的开拓者和柱石。

尽管在当时人们可能还会对他们表示轻视，但毕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士林中的一席之地。

士林分化意义最深远的一条裂纹是原来的一些名符其实的士大夫从阵营中的“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