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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午前士林多数的躁动与迷惘（第2页）

最为奇特的反对声音竟出自于一位出洋副使：“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以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数十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谴为虞。

阻于江海，则凿于水底而熔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

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祀既久，神斯凭焉，尚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潦灾易召。”

居然抬出山神、龙王与河伯来挡驾，其见识与乡间老妇和巫婆神汉例开始趋同。

西方的武力侵略与商品输入都显示了西方物力对中国的冲击，而后者更为持久而绵长。

即使是最冥顽不灵的士人，也会从中直观地感觉到自家文明的劣势。

多数士人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心思改变自身去适应时代的挑战，又不愿意承认一向赖以自豪的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失败。

正像每次中西交战，士人炮制些荒诞无稽的中国大胜的神话，最终都令自家更为丢脸一样，他们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抵制往往会落得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损失。

莫名的尴尬带来莫名的焦虑和躁动，然而，士人的磨难，还远远不止于此。

在眼睁睁看着洋货一天天地肆虐，财富源源不断地被洋人“合法”

地拿走，世风愈来愈被洋人的“奇技**巧”

搅得乱七八糟，人心愈发不古，他们居然还要面对直接而**裸向他们世袭的文化领地挑战的西方传教士。

二、十字架风波

当年利玛窦打扮成儒士模样，并潜心钻研儒家经典，赢得了士大夫广泛的尊敬，甚至被誉为“西来孔子”

。

他绝不会想到，他的后来者居然与儒士发生了持久而激烈的对抗。

在全世界推行教务，是基督教世界既定而且坚持持久的战略，其天主教和新教各差会尤其卖力。

在近代殖民化进程中，十字架追随军旗也罢，不追随军旗也罢，事实上都成为西方推行殖民化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如此，在几乎所有半殖民地国家里，传教事业都是由“坚船利炮”

保护下进行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基督教（尤其是大主教）是一种强度干预社会生活的硬性宗教。

凡是信教的人们，都被组织在教堂周围，通过从生到死以及日常宗教活动的各种仪式，教会将信仰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如果是改宗的人们（即半路信教的人），势必要或多或少地中断与以往生活习惯和过去的文化联系。

这样，至少在最初，改宗的人们和导致改宗的教会，会与原来的环境发生文化扜格与冲突。

在中国，虽然说唐代就有基督教的分支景教的传入，但那只是昙花一现的事，到后来连痕迹都很少留下。

中国基本上没有这种硬性宗教的大规模传播（除了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而外）。

在广大乡村社会，士绅理所当然的主宰着文化生活，儒家伦理与古老的民风民俗揉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以世俗为主，神道为辅的农村社会景观。

传统道教和佛教僧侣与信徒之间是一种很松驰的功利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全凭信主的意愿，僧道的神职人员从来就不是乡村社会的中心人物，所谓有灵验的庙宇还好一点，多少有些香火之资，如果既没名气又不灵验，庙宇只好任其荒芜，有事时，再从别处请来僧道做法事（农村的庙宇一般不分宗教界线，是佛是道都没关系）。

在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大规模传入，对于中国城乡及城乡精神文化领袖的土绅来说，都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挑战。

由于基督教开禁背后的侵略背景，双方一见面，就充满了火药味。

在19世纪的几十年中，从还堂（基督教教会借口开禁条约归还教产的条款，在中国曾经有过基督教的地方闹出了一系列纠纷）开始，双方敌意逐年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