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一甲午震动大变端倪（第4页）

我们急得没法，只好找报纸，查地图，相约各人知道一点，就互相告知。

接着又是戊戌变法（指整个戊戌变法时期——笔者注）。

我们这个时候已经能考书院，得到一点膏火之资了。

恰好双山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政等书。

我们听见了这一消息，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连忙请求老师每天早一二小时下学，到书院中看书。

……我们第一次争先要看的是《日本国志》和《普天忠愤录》之类，因为我们急于要获得关于甲午一役的知识。”

在这种对西学的渴求之中，原来鲜有问津的广学会的译著大行市利，李提摩太自然十分高兴：“本会刊书之始，未能显著效验。

洎乎近岁（甲午年——笔者注），中国读书士子，多知会中书籍之善，平居偶语，恒盛称广学会不置，起征深闭固拒之心，日渐融化。”

据广学会统计，他们1893年才售出价值800余元的书，而1895年一下子翻升至2000余元，1896年再翻一翻有余，达到5000余元。

1897年为12000余元，到戊戌变法的当口，则为18000余元。

而且，广学会的书在这一阶段还被大量的盗版翻刻，仅四川一省；“翻板至十有九种”

。

显然，买书的并非对传教士感兴趣，他们让传教士发财，只是因为他们手里有译成汉语的西书。

值得注意的一个苗头是，洋务系统的某些人开始关注西洋人文和历史，不再把目光只局限在声光化电或者至多看点万国公法。

招商局的上层职员一下子就买了一百多部由李提摩太译的《泰西新史揽要》。

在令人难忘的1895年，张之洞主动捐银1000元，请广学会译一部西国通史，译出后，又资助3000元助其印刷。

可见他想要看到这类书的急切心境。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学贯中西的通人也开始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

严复以漂亮的桐城笔法，着手翻译《天演论》和《法意》等西学名著。

中国人终于能看到了出自自己人之手的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经典。

另一种痛定思痛的结果，是有些士人开始弃仕从商，由为国家求富的着眼点，投身近代工业。

最著名的是两个状元办厂。

一为南通的张謇，一为苏州的陆润庠。

张謇很明确地把他的此举与甲午刺激联系起来：“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

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

四十年后，中东（即甲午战争——笔者注）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

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实业始。

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志不丧。

自计已决，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