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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梦之后的士林多数 无歧困羊（第2页）

在他看来，乡绅与农民烧教堂、打洋人，“明知无益，而快于一逞”

，实在得不偿失。

皮锡瑞甚至说反洋教属于“杀彼以为快心，而不知适中彼计，苦而人者非为中国出力，实为外国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为我君分忧，实召外国之兵，以贻我君之忧也。”

显然，这种批评是令周汉和他的同志们受不了的。

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双方，尤其是落后的中下层士绅这一方的敌意从无到有，而且愈见其深。

1898年初，正当维新运动走向**的时候，以反教著名的周汉再次跳出来，以“大清臣子、周公孔子徒”

的名义散发揭帖，非议新政。

由于他反教的“前衍”

和现下的举动，湖南巡抚陈宝箴将其逮捕（实际上是很客气的软禁），这一下犹如捅了马蜂窝，周汉家乡宁乡县千余参加县试的童生大闹县学，以示声援。

到变法失败之前，康粱诸人已经在民间，尤其是在下层士人中有了类似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以后的李鸿章）这样的名声，被人视为卖国贼和二毛子。

按道理讲，落后中下层士人对维新的敌意与顽固派大臣的反对变革并不是一回事。

这些人的动机，半出于对急速变化时势的无奈，半出于民族情绪的冲动。

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情形下，他们对维新派的敌意却难解难分地与顽固派的种种倒行逆施搅在了一起，成为反对变法者广大的“群众基础”

。

说来也许会令我们某些好心人气闷，进步的往往缺乏“人缘”

，而落后乃至反动的却不乏群众支持。

历史总是喜欢与我们的历史观开玩笑。

其实，在洋务运动初起时，大多数士人也是站在反对变革的倭仁辈一边的。

不过那时他们起哄挖苦，嬉笑怒骂的背后还有几分底气和自信，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份自信，因此，他们要为他们的态度寻找精神和支撑。

儒家经典看来是不中用了，他们喋喋的说教，坚信不移的纲常伦理，在洋人那里都等于零。

眼光和见识的局限又使他们不能越过国界，结果有人就骂乱投医，把目光投向也属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下层文化，幻想民间的神魔鬼道，巫婆神汉乃至武术气功能顶事。

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中，以关羽、张飞、玉皇大帝和孙悟空名义发的告示、“神训”

多了起来。

义和团运动时“天兵天将”

大下界的趋势已开始露出端倪，这些神仙下凡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中国人打教灭洋，回运挽劫。

四川出身帮会的余栋臣，因武装打教，获得了相当多士人的称道，而且名声愈来愈大。

一时间，一向为清政府的严禁的，也为士人所不齿的帮会、民间教门、乡间巫师都变得面目可亲起来。

甚至在光绪下诏要求士民上书之时，也有人在大谈奇门遁甲之功用，还有人自称“从师学道在洞中修练多年，神通广大，今望气知太平之运将至，故奉师命下山立功，以继姜子牙、诸葛孔明而起者。”

可能是受了中下层士人这种动向的启发，顽固派大臣们也开始注意到下层社会及其文化。

以往被深恶痛绝的秘密结社与宗教变得不那么面目可增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元月，江苏徐州道阮祖棠在查探了山东苏北一带的大刀会活动情况之后，在向朝廷的奏报中居然说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杀贼亦无冤抑，专心仗义，与盗为仇。”

山东巡抚张汝梅也说：“查北方民俗刚强，好勇斗狠是其故习。

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此上说的拳民非指义和团，而是指习梅花拳、大小红拳的民间教门和习武人——笔者注），互有师承，以久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

到了后来，刚毅、赵舒翘、徐桐等辈，听说义和团有法术能闭枪炮，简直如获至宝，推许无所不用其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士人思想的一种变化，不过是在一己文化体系内的变化。

显然，这变化是没有出路的。